各省制定考试标准及分数转换规则。在选考模式上，北京、上海等前两批试点省市采取“3+3”模式，3科选考科目地位平等，考试结果形式相同，都是按照等级赋分后计入总分(海南采用标准分);广东等第三批改革省市为“3+1+2”模式，其中，“1”为首选科目，考生须在物理、历史中选择一科考试，以原始分计入总分;“2”为再选科目，考生可在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4个科目中选择两科考试，成绩按照等级赋分计入总分。在命题管理上，统考科目实行全国统一命题或由教育部授权省市命题;选考科目由各省市自主命题。在考试分类上，新高考不再按照文理分科，而是在统考科目必考的基础上，由学生根据个人需要按照有关规则选择不同选考科目组合报考。总之，新高考的制度结构体现了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基础性与学科性相融通的特点。 　　(二)新高考的价值理念 　　高考作为联接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重要枢纽，对于基础教育的反拨与导向作用远远大于对于高等教育的生源选拔作用。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规则和变迁方向是由主要的谈判力量决定的。高考制度改革更多地受到基础教育方面的影响。高考制度建立以来，公平公正为高校选拔人才的功能备受肯定，同时也被认为是导致诸如“片面追求升学率”“一考定终身”等不良现象的根源而饱受批评，虽然努力通过建立学考(会考)制度、深化考试内容与形式改革等措施来缓解矛盾，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学考在有的地方甚至流于形式。与其疏之，不如融之。新高考制度体系纳入选考科目，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强调按照学生的意愿和能力提供相应的教育，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发展每个学生的天赋才华”，加强高考的教育功能，成为新高考制度设计的逻辑基础。在改革理念上，新高考以学生为中心，坚持育人为本，遵循教育规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素质教育，选拔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改革中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三个有利于”基本原则，以促进公平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针对传统高考中出现的“唯分数论”“偏科严重”等问题，通过将学考分为合格考和选考丰富成绩呈现形式，通过增加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机会降低一次性考试的风险，通过自主选择科目、综合素质评价等方式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