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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党内合作形式的消极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显而易见的。由于党内合作形式是第三国际在错误地估计国共双方实力基础之上，根据孙中山的要求向中共施加压力，强迫中共实行的。所以党内合作的方式 对中共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地消极影响，并成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但又由于共产国际和国民党方面的影响与压力，党内合作实在是中共迫于当时客观形势进行合作的唯一选择。本文除结语外共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则主要说明党内合作方式是第三国际在错误的判断中国革命形势和国共双方实力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党内合作方式是并不适合中共的合作形式；
第二部分则主要从国民党方面分析国共合作国共党内合作在国民党内民意基础不高，其之所以能够得以推行，关键在于孙中山的支持及其对反对者的压制；
第三部分主要从中国共产党方面分析党内合作不适合中共，以及由党内合作带来的弊端。
第四部分主要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分析了党内合作方式的客观必然性。
关键词：第一次国共合作 党内合作 弊端 共产国际 孙中山

共产国际的错误判断
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最早是由第三国际根据苏俄自身利益，在错误的估计中国实际情况和国民党力量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强迫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政策，因此党内合作的方式是不适合中国共产党的。
国共合作最早是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提出的，他提出的理由有：“我们的团体（中共）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党员人数还不足250名，大部分是学生。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许多问题，组织得不到发展”。而在“二七”惨案发生后，马林提出既然中共几年之内很难再秘密工作的条件下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等到中共有条件发展壮大之后再来进行国民革命。既然国民党有充足的政治资源，又具有国民革命的明显倾向，苏联也决定全力支持国民党，中共当然责无旁贷地应当加入国民党，利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协助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并推动它走向反帝革命。同时还由于马林具有在这方面的成功工作经验——马林在荷属殖民地爪哇成功的推动了伊斯兰教联盟和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间的党内合作，但与国共间的关系不同的是，伊斯兰教联盟不同于国民党是一个各阶层间的联合而是一个完全群众性的组织，比国民党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就更有利于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在其内部宣传阶级斗争的思想。并且伊斯兰教联盟主张反抗欧洲资本家对爪哇人民的剥削和爪哇反动政府的压迫，这同样也有利于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在其内部宣传阶级斗争的思想。并且伊斯兰教联盟和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两者成员都可互相加入对方，成为对方成员，而不是像孙中山一样对国民党进行中央集权式的严格管控。这些条件都不同于国共两党的实际情况，所以马林将其在爪哇的工作经验照搬到中国是不合适的。而当马林在联合孙中山受挫时，他转而重视中共的作用，但也是企图通过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引导国民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可见其对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误解之深。
此外，如果说中共在京汉路大罢工中的失败是中共力量弱小的表现的话，那么孙中山在广州由于军阀陈炯明的叛变而造成的失败也正是国民党实力不强的体现。廖仲恺把孙中山在广州三次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三次失败皆因军人持权，党员无力，故党之主张无力”。虽然孙中山一直强调国民党党员人数在10万乃至20万，但马林的继任者鲍罗廷到达广东后却发现：“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党员3万，缴纳党费者仅有6000人，待重新登记时，来登记者才不过3000人。即使这3000党员，与党也缺少联系”，党“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并由于持续战争和巨额军费带来的繁重赋役，致使“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而这些问题也得到了孙中山的承认。可以想见，这样一个连孙中山和廖仲恺等领导人都承认的组织涣散、社会各阶层鱼龙混杂的国民党的实际力量并不如共产国际想象中的强大。否则苏俄也不会先找到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合法代表北京政府谈判，在谈判无果的情况下才找到南方的孙中山进行合作。并甚至在与孙中山方面接触的同时，不顾国民党的反对，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相互承认对方为合法政府。而即使是面对这样一个羸弱的国民党，鲍罗廷还是根据莫斯科方面的指令继续走马林路线，像过去一样，以孙中山的国民党为中心。
但是，并不是所有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都认为应该以让中共服从于国民党，国共两党间的实际情况也引起了共产国际方面的注意。以维经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内始终有一股反对让中共服从于国民党发展任务的力量。他们强烈的反对马林路线，也不支持鲍罗廷妨碍中共发展的政策。另一个引起反对的原因则是苏联曾在土耳其大力援助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凯末尔在取得政权后，共产党却成为了阶下囚的历史在时刻刺激着反对者们。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歧，在1923年1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上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采取了融合马林和维经斯基的观点，提出了折中的办法，但还是要求中共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然而，加拉罕等人确认为维经斯基是杞人忧天，称他们“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土耳其，苏联在国民党内有极高的威信，并且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开展的十分顺利，能够发挥巨大作用。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对苏联与北京政府的合作以及苏联的外蒙古政策非常不满，而中共在国民党内又由于反对者的抵制而左右为难，无所作为。所以，最后在联俄联共政策的最大支持者孙中山去世后不久，就发生了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并驱逐苏联势力的运动。而苏联最初对国民党的军事等物资援助，则在大革命失败后转化为了国民党右派屠杀共产党和左派时手中的“屠刀”。
党内合作在国民党内的不可行性
孙中山可以说是国民党推行“容共”政策的关键。而国民党内部对容共的分歧，在一大改组前就已经存在。有国民党员鉴于共产党人极力争取国民党一大代表席位因而怀疑容共政策时，就遭到了孙中山、胡汉民等人的批评。孙中山在一大上曾表示“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并要求老同志不在排斥新同志。因此，在一大上，出于对孙中山的敬畏，全无表示怀疑孙中山容共政策者，即使有，也只是关于双重党籍问题。
国共开始进行党内合作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居于要职，以及在中苏谈判问题上国共两党的分歧”，最终引发了国民党中监委联名检举和弹劾共产党人的“弹劾案”，并因此催生了一届二中全会。但此时的孙中山依然坚持他的容共政策，并在此次全会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提到：（弹劾案）的关键在于，那些反对共产党员的人跟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注意，更笨反对联俄容共政策。他在再度解释了联俄容共的必要与意义之后，十分生气的指出，有些老党员的做法是不能容忍的。并特别举出冯自由为例，而且当场宣布：他要以总理的身份，“开除冯自由出党”，并警告说：“如果在全会以后还有同志说不了解我的主义，再无端挑起是非，我们就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在面对随后张继的质疑时，孙中山也严厉的回答了张继，使其被迫表示服从孙中山的决定，可见国共合作得以实行的关键在于孙中山，并且国共合作政策在国民党内支持率不高，基础不稳固。
同时，对于国民党的进攻，共产党也作出了一些回应。加入国民党之后的种种纷扰，让陈独秀对共产国际坚持要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并且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表示“继续这样支持国民党，必将给远东地区的革命带来严重影响”，“希望过共产国际据此制定新的政策，不应该毫无限制的支持国民党了”。并对一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提议向鲍罗提出反驳意见。
由上述内容可见，实行容共政策的关键在于孙中山的支持和威望。而孙中山又为何如此支持容共政策呢？杨奎松先生指出：其一，与孙中山对党的认识有关。孙中山认为当不过是传播主义的工具，多一些人入党就多一些主义的传播者和同情者。其二，容共政策的推行，明显的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了国民党的组织发展，而共产党所表现出来的魄力和锐气，以及在组织和宣传上的出色表现，更非那些国民党老同志的惰性和暮气可比，孙中山明显是想要在利用共产党人发展国民党。其三，与孙中山的现实需要有关。孙中山不会看不到在中共后面的第三国际势力，此时的孙中山迫切想要得到苏联的援助与支持，而这就首先必须理顺与共产国际，尤其是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中共的关系。
由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孙中山容共政策的出发点不是基于中共的实力与中共合作，而是在发展国民党以及联俄问题上以主人翁的态度利用中共。这种利用是建立在孙中山的主观意图上的，而不是建立在中共客观实力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容共政策的推行，全靠孙中山的个人意愿和威望来压制反对的声音。那么可以想见，在孙中山去世后，国共两党间原有的矛盾与对立都将进一步得到释放和发展。所以国共两党最终走向关系破裂乃至全面对抗，进而导致大革命失败，在所难免。而在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时候，中共还必须要处处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受到国民党的中央集权政策的压制，无法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甚至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
党内合作不适合中共
对党内合作形式是否适合中共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一开始时所确立的目标的实现情况入手。所以，我们首先来分析中共在国共合作之初确立的目标是什么。
中共进行国共合作的目标首先是与国民党一同进行国民革命。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的发言“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即是证明，而在中共二大上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的决议案》中也提到“共产党员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命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独立国家”。第二则是加入国民党以改造国民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二七惨案发生后像中共提出的建议即是“中共当然责无旁贷地应当加入国民党，利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协助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并推动它走向反帝革命”。第三就是利用国民党发展和壮大中国共产党，并不受国民党影响的独立发展工人运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除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基本相同一点外，最主要的还是基于实力原则的策略考量，是为了便于推进革命和自身力量的发展壮大”，同样的，在《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的决议案》中就明确提到“然而（国共合作）只能是联合与援助，绝不是投降与附属，无产阶级应该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而在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通过的名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中则也提到“中国共产党决不能与它合并，也绝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的旗帜”，可见，无论是中共还是共产国际都将利用国民党并独立发展工农运动作为国共合作的主要目标，而独立发展工人运动，显然是为在将来与国民党决裂后准备斗争力量。
那么，现在通过对这些目标的最终完成情况进行分析，便可以明了党内合作的方式是否真正适合中共。
第一，对于确立的与国民党一同进行国民革命的目标，其实在国共合作之初，如何与国民党合作引起了许多共产党员的困惑，因为此前中共一直在进行工人运动，即使与国民党有牵扯的事也是发表宣言或组织民众进行配合而已，现在需要直接与国民党合作，中共许多党员心里没底。维经斯基也认为“对于年轻的共产党来说，它现在面临的任务确实太复杂了，所以有些任务它不能恒顺利地完成”。可以想见，在困惑的合作当中，在不能正确掌握合作方法的时候进行的关于国民革命的合作无疑是不合适的。此外，在国民党一大后，很快就在国民党内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一些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逐渐聚集起来，开始进行从国民党内排斥共产党人的斗争。就如此时一直分任总务及党务负责人的居正、谢持等人，或不辞而别，或去乡下务农，其态度之消极可见一斑。而在一些关于国民革命的问题上国共双方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比如在对待北京政府以及中苏谈判问题上，中共认为应该支持苏联在谈判问题上的态度，但一些国民党人则攻击说支持苏联就是支持北京政府，并指责中共在外蒙古问题上出卖中国利益。孙中山也对中共承认北京政府和主张外蒙古自决的言论严厉批示，并对中共心存戒备，在国民党内任命一批中共干部担任要职的同时也任命对共产党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等五人充任中央监察委员，并赞同严防共产党人不合于本党主义之活动。同时孙中山也并不认同共产主义是适用于中国的，他坚持的是三民主义，这一点也与中共的主张有所差异，并且引起许多老国民党员的疑惑。因此，在各自主张存在不同，且存在大量“不和谐声音”的情况下，国共间的矛盾斗争很可能会超越国民革命问题而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共合作无疑是不能够有效的推动国民革命发展的。
第二，对于中共加入国民党以改造国民党的目的，也是没有达到的。党内合作的方式在合作之初就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国共间的隔阂。国民党一大上即有国民党员提出“既然共产党声称共产党员服从本党三民主义，为何不退出共产党”，而中共组织新立，党员数量寥寥，却能利用国民党在各省组织欠缺又急谋发展的机会，在许多地方党部甚至在中央取得重要职务也引起许多老党员的不满和担心，因此许多老国民党员在孙中山和李大钊做出解释和保证之后，反对的声浪还是一浪高过一浪。而由于这种隔阂甚至敌视使得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左右为难，在国民党内积极作为会引起老党员的误会、不满，不作为又不利于改造国民党以发展国民革命。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中，中共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退让以换取国民党的理解。如在1924年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人员会议中形成的《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中对国共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部署，提出：对国民党不努力的分子，于诱导无效之时，亦不可能有嫌恶藐视的态度，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已引起他们的反感……在时机不相宜时，不可勉强援引我们的同志，以惹起国民党的反感，致妨害以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合作。《决议案》充分的反映了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态度是偏向于妥协的。而鉴于部分国民党员对于中共在一大后取得国民党高位的不满，谭平山和林伯渠等还主动请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部长等职，以示诚意。可见，在国共合作中，由于中共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掌握革命的主动权和领导权，就更不要谈改造国民党了。
第三，对于“利用国民党发展和壮大中国共产党，并不受国民党影响的独立地发展无产阶级运动”的目标，同样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并且甚至在党内合作中丧失了独立性和革命的领导权。由于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国共合作，使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在联盟中，处于领导和支配地位的是原国民党中以孙中山为首包括廖仲恺、邓演达、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元老派和新骨干。共产党员则必须服从于国民党的指挥。同样，前文已述，国民党对于中共在国民党内取得高位就已经表现出不满，并迫使共产党妥协，那么对于借助国民党声望发展共产党，国民党当然会表现出更加的不满和疑惑。而事实也是如此。国民党一大后，阮啸仙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国民党内，虽有许多人害怕我们怀着什么阴谋来利用国民党，看见我们的努力而暗生嫉妒，或因我们影响其升官道路而攻击我们……”，而国民党人王昆仑1925年在《晨报》上发表的文章可以说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员对中共在国民党内发展共产主义力量的疑惑，“我不解这些共产党为什么不独树一帜大吹大擂的做共产革命，而要藏在国民党——主义不同的国民党旗之下”，为什么“偏只顾自己的功利，不惜国民党的破灭”，最后“弄到两败俱伤？”他为此公开劝告共产党人“何不权衡利害顾全大局改变方针，别寻正路？”或者“即刻脱离国民党”；“或者抛弃你们原有的主义，脱离了你们原有的政党，以个人资格做中山主义的真信徒”，“不要再像以前结党把持，存心利用”。国民党全面开始改组之后，中共党员全力投入，自身的组织发展也因而受到影响。谭平山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共在广州的干部数量没有增加，且忙于大量事务性工作，抽不出时间做群众工作，使中共失去同工人群众的联系，党员的发展几乎停顿。而不仅仅是广州，全国各地的党员发展都受到了消极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党员数量基本没有增加，一些地方甚至明显减少。相反，因为中共更注重国民党的工作，所以使得国民党在一大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一年就发展党员上万人。维经斯基在1924年5月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也指出：“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帮助国民党组织上渗入产业无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不但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掺入混乱的种子，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恒大的困难。由此可见，党内合作的方式并没有达到利用国民党发展和壮大中国共产党的目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共产党力量，增强了国民党的实力，这无疑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破裂后镇压共产党提供了条件。
通过以上对共产党方面加入国民党想要达成的目的及目标的实现状况来看，党内合作的合作方式是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的，它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进退维谷，发展革命力量时畏手畏脚，并始终无法夺得革命的领导权，丧失了独立性，不但没有发展壮大无产阶级力量，反而使混乱的思想引入无产阶级，削弱了无产阶级实力，并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
“党内合作”形式是迫于客观实际的唯一选择
党内合作的形式不是国共间最好的合作形式，但只要客观地分析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过程,就不难断定它的形成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它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在面对共产国际要求进行党内合作的指示和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力量的轻视时，党内合作的客观必然性就体现了出来，可以说，党内合作是当时国共合作中存在的唯一形式。
从孙中山的态度看,采取其它合作形式是行不通的。孙中山是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并在国际上颇负盛誉的国民党领袖，国共合作的组织形式,只有得到他的赞许,才能付诸实践。而在合作形式的间题上,孙中山只赞成“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并且在中共“一大”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便找到孙中山商谈有关国共合作事宜。当时,孙中山表示,中国革命只能有一面旗帜,革命力量应集中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只能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共“党内合作”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实际上，到1923年国共合作开始酝酿时，国民党已经成为一个号称有30万党员的中国最大的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则只是一个拥有少数知识分子的小党，中国的现代工人，也包括其家属在内，也只有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并且其中在纺织业工作的多是妇女和儿童。这些产业工人保留着极为顽固的旧传统，坚持地方主义。所以，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说，他们都不是建立群众性共产党的好材料。同时马林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共产党则更像是一个宣传性小组，秘密开展工作，没有取得显著成果……在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党内的激进情绪大为软化……”因此，凭这样的力量对比也不理解孙中山为什么一直对中共持十分轻视的态度了。
同时，从共产国际方面来看，正如前文所述，共产国际一直注重与国民党的合作，而不重视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还不成熟，需要加入国民党，并依靠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此外，中共方面在二大上则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决议案》中说：“……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现在代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大本营的，只有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后新兴的第三国际共产党……所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决议案》表明此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因此，共产国际给中共的“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建议此时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建议，而是共产国际对下属党支部的一个必须服从的“命令”了。所以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不管共产国际的命令是否正确，按照共产国际的命令加入国民党成为了中共的唯一的选择。
结语
综上所述，党内合作是建立在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实力的错误判断的基础之上的，它的消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得中共在党内合作中从始至终处于领导地位，并且严重的制约了中共的独立发展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发挥，成为导致以后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可以说党内合作不是最适合中共的国共合作形式，对这样的合作形式过分赞美是不客观的。但中共选择党内合作的方式是由当时苏联联合国民党的政策和国共力量对比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必然。可以说当时力量弱小的中共必然要与国民党联合，而联合的唯一方式就是服从孙中山和共产国际的决定实行党内合作。虽然党内合作不是最好的合作方式，并带来诸多不利影响，但党内合作的方式却是当时中共在国际国内环境下的必然和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