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家族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文化形成富于特色的性格。
其一，人文传统。
有别于重自然或超自然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颇受尊崇，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
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要义不在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进类群，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分属不同范畴。
其二，伦理中心。
由氏族社会遗留下来，又在文明时代得到发展的宗法传统，是中国一向高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以“求善重德”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同希腊以“求真重智”为目标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格。
“科学型文化”对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分别作纵向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得到充分发展；而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不讲或少讲脱离伦常的智慧，齐家、治国、平天下借以“修身为本”，伦理成为出发点和归结点。以至中国文学突出强调“教化”功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统驭智育，人生追求则以“贱利贵义”为价值取向，构成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系统。
其三，尊君重民
长期运作于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来自专制君主。
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保障社会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社稷国家方得以保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之虞。因此，“民为邦本”的民本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其四，中庸协和。
崇尚中庸，是安居一处、以稳定平和为旨趣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培育的人群心态。“极高明而道中庸”，“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显示出中国式智慧的特征。这种中庸之道施之于政治，是裁抑豪强，均平田产、权利，从而扩大农业宗法社会的基础；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便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执两用中，温良谦和的君子之风。
尚调和、主平衡的中庸之道是一种顺从自然节律的精神，它肯定变易，又认同“圜道”，这显然是农耕民族从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到收获这一周而复始现象中得到的启示。五行相生相克学说描述的封闭式循环序列，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概括。
其五，延绵坚韧。
中国文化是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农业宗法社会提供一种坚韧的传统力量，伦理型范式造成顽强的习惯定势，而先秦已经形成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精神，使中国文化的认同力和适应力双强。“认同”使中国文化具有内聚力，保持自身传统；“适应”使中国文化顺应时势变迁，不断调节发展轨迹，并汲纳异域英华，如此，中国文化方具备无与伦比的延续性。
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盛极一时，又戛然中绝，出现过大幅度“断层”，乃至完全覆亡，令人在凭吊间油然而生“白云千载，人去楼空”的感慨。唯有中国文化，历尽沧桑，饱受磨难，于起伏跌宕中传承不辍，在数千年发展中，各代均有斐然成就。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世界统一市场扩及东亚，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专制政体趋于瓦解，社会进入近代转型阶段，文化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变革的任务渐次提出。然而，近世中国尽管呈现“千古之奇变”，但悠悠岁月铸就的传统，作为一种动力定型和深层底蕴，仍然或显或隐地施展影响，中国现代文化正在内与外的交织、古与今的因革中演化，如滔滔江河，后浪逐前浪，奔流不息。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