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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教育思想极其丰富，其中既包含了很多基本的教育理论，更有很多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性相近”说明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习相远”又说明了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人皆可以通过教育成才成德的”的认识，孔子才作出了“有教无类”的决断。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孔子根据“有教无类”的教育对象，灵活施教，不拘一格，逐渐形成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原理，宋代理学家朱熹谈到“中人章”时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亦即“因材施教”。正是孔子这条“因材施教”的教育原理，给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全民教育的层面上，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从而产生强大的生命力。孔子“因材施教”理论的升华与形成涵盖五个方面：

第一，针对学生性格差异，进行因势利导。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对学生不同的性格特征有着透彻了解，教育很富有针对性。如子路问孔子听见正当的事要不要立即付诸行动?孔子的回答是，有父亲兄长在跟前，岂能闻风而动?冉有问了同样的问题，孔子却让闻风而动。公西华感到难于理解，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冉求性格柔弱，办事瞻前顾后，缩手缩脚，因而鼓励;子路性格鲁莽，风风火火，冲冲撞撞，需要降温。

第二，针对学生的爱好差异，培养多向人才。孔子很重视发展学生的爱好专长，如他对有代表性学生的优势归结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他认为“雍也可使南面”(《雍也》)，德行突出的仲弓可以当君王;善于政事的子路可以管理军政，“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公冶长》);善于交际的子贡可以从事外交，等等。

第三，针对学生的实践差异，陆续推向社会。如：“子使漆雕开仕。对曰：‘我斯之未能信。’子说。”“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

第四，针对学生的工作差异，跟踪继续教育。如“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雍也》)给子游以重用人才的启示;“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对冉求以必要的警告。由此可见，孔子从各个方面运用“因材施教”原理教育学生，做得很主动。如果我们在对学生进行智力开发时，居优者为其做知识的向导，居中者为其做思路的开拓，居下者为其做知识的铺垫，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不拘一格，成效必然会是丰厚的。

第五，针对行为表现的差异，让学生警惕“六蔽”。如孔子所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喜欢仁慈的人如不学习，难免愚昧无知;爱耍小聪明的人如不学习，难免放荡不羁;诚实憨厚的人如不学习，难免上当受骗;个性耿直的人如不学习，难免固执己见;性格勇猛的人如不学习，难免惹是生非;胸怀刚正的人如不学习，难免狂妄自大。孔子在肯定学生行为优势的同时，强调由于“不学”而产生的行为的负面，其目的在于激励大家学习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