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同时又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点。对于中国文化的特点，目前，虽然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许多不同的结论，但本质上是相同的。我们认为中国文化的特征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典型的伦理型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长达数千年，其社会结构模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宗法专制社会。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在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文化表现形态中，传统伦理思想处于中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 第一，强调知行统一，知识与道德统一 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其核心就是伦理道德学说，其宇宙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其哲学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来，人伦效法自然。他把自然人格化了，伦理化了，人的价值以伦理原则为尺度。从认识论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知行统一，认识与道德统一，认识的目的是在于觉悟，在于行德。《白虎通义》称：“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所谓觉悟，就是打开心灵的混沌，焕发德行的潜力。以德行觉悟为认识的主要目标，既是中国文化伦理型性格的表现，又助长了它的伦理化走向。因此，中国文化认识外在客观事物，即使是自然界，也把它与人伦道德搅在一起，而不把它当作独立的认识对象。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可以称作“德性文化”。在这种“求善”的德性文化模式制约下，中国的“治道”要津不在“法”冶，而在“人”治，而“人”治又特别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尊者、长者尤其要讲究以表率服人。所谓“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这一思想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人治先于法治，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第二，以惩恶扬善为宗旨，强调教化作用 中国文化十分强调“惩恶扬善”和教化作用。如中国古代文学历来就强调“文以载道”，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提倡美与善相结合。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用），徒锦也，况虚车乎？”（《通书?文辞》，《周元公集》），并不承认文学在传播政治伦理学说外，还自有独立的价值。唐代诗人杜甫也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诗》），因文章主要是载道的而不敢以文章写得好而自尊自傲。在绘画艺术中，画家着力表现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日月、天地万物，不是为了表现它们自身的美，而是因为从它们的生命节律和形式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的运行节律和形式，体悟到伦理道德和思想感情。正如墨竹画家文灏说：“竹如我，我如竹。”他之所以醉心于绘画“心虚异众草，节劲逾万木”的竹子，就是要用竹来颂扬谦逊的品格。坚贞的气节，借以砥励自己的品格。写物是为了写人，以颂扬人伦道德、节操。在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中，自然都成了有性格、有感情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情景交融的作品方为上乘之作。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浸透了人伦道德的观念，成为劝善的工具，教化的载体。就是史学，也不以存史为主要目的，而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孔子作《春秋》，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写历史是服从和服务于伦理的需要。中国古代教育也是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把学习文化知识放在第二位。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孟子也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明人伦”，“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总之，中国古代文化，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史学、教育都以“惩恶扬善”的教化为目的，渗透了伦理道德观念。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