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
对于中华文化的记忆，可以是纵向的，也可以是横向的。所谓横向，也就是摆脱历史顺序，从逻辑上来感悟中华文化的光荣和缺憾。
第一，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看上去是政治思维，实际上还是文化思维。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比哥伦布探险早60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了集体本能。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中华文化的不远征思维又与内耗思维连在一起。中华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中国人有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一直没有怎么对不起外国人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这样。
第二，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这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冬天的“极端”是春天，夏天的“极端”是秋天，不管是冷是热都极端不了。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
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时代，但那是过场戏，长不了，正剧还是不极端的中庸之道。极端主义不仅会破坏别种文明，对自身的损害也是极大的，尤其是变成了宗教极端主义，危害性更大。这一切，都有重重的历史废墟证明。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延续至今。
第三，中华文化不喜欢无序。一种大文化，总是以结构形态呈现的，它要为世间带来精神秩序，自己也必须有严谨的秩序。这种秩序有可能是保守的、极权的，但相比之下，也比彻底的无序好得多。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过建立秩序的梦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缺少代代相继的管理人才，而且这种管理人才必须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这个难题，在中国奇迹般地解决了，那就是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每三年在全国各地选拔一批为数不少的管理人才，把面积很大的国土有效管理起来了。而且，由于考试内容是儒家学说，考生们长年累月准备的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由他们中的优胜者来做官进行社会管理，基本上“专业对口”。更有意思的是，由于代代考试必须背诵儒家经典来应试，儒家经典也就接受了一千多年无数年轻生命的滋养而得以延续。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以文化来选拔社会管理人才，又以选拔来保证文化的延续，两全其美。中华文化由此普及于空间，又延伸于时间。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在乎”
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使中华文化变得立体。
第一，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
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游离于朝廷关系和家庭关系之外，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
成了朝廷空间的延伸。有时也提倡关爱家庭之外的人，希望能够推己及人。这当然很好，但也只是家庭思维的延伸。
什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那就是，达·芬奇在公共空间里画壁画，米开朗基罗在公共空间里做雕塑，佛罗伦萨的市民们天天观赏，大家评论，形成市民精神的粹炼和凝聚，然后一起呼唤一个新的时代。
这种公共空间在中国文化史上十分稀缺。我们对艺术品，总是“收藏”，不是皇家收藏就是私人收藏。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市民意识、公民意识，这是一切现代化思维的载体，这个载体在中国文化中比较狭小，我们应该加以拓宽。
第二，中华文化不在乎实证。
中华文化早早地划分了阴和阳、君子和小人、忠和奸、善和恶、贵与贱，却一直不在乎真与假的界线，即缺少“证伪机制”。这样一来，就给虚假、伪饰、谣球、冤案。假冒伪劣产品留出了广阔的地盘这个问题严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发现，在明代国家档案《明实录》中，即使是关系一国命脉的经济数字、军事数字，都严重不实。连铸造钱币这样的财经大事，该档案中所记金陵一次所铸钱币的数量，实际上整个明代两百多年间天天加班铸造都不可能完成。但是，这些重要档案的记录者、校对者、审核者、阅读者没有一个能发现，他们连发现的敏感都没有。这使黄仁宇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数字化管理。这个问题到现代还在强劲地延续。
我们对于谣言，喜欢“无风不起浪”的判断，造谣者在顷刻之间就赢了一半。被谣言伤害的人也历来以“身正不怕影子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逻辑来自我安慰，结果谣言充斥四周，无法以实证来消除，人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由于大家对虚假缺少敏感，更缺少实证方法，因此这些年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记者横行天下，甚至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现在，我们在经济建设、国际贸易、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先后走上了实证之路，即数字化管理之路，而在文化思维上还远远没有跟上，“假大空”现象仍存在。本来，“谣言止于智者”，文化应是验证真伪、抵拒虚假的大本营，没想到这些年，谣言出得最多的却是文化界。为求读者的耳目刺激而胡言乱语的现象大量出现，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言论自由”，
其实，虚假一旦自由了，真实就被扼杀了。
有人会说，既然是真实，你应该自己证明啊。其实，真实是难于自证的，人们能做的只能是“证伪”，即证明哪里不真实。证伪，需要有一种集体敏感和共同法则，这一切中华文明基本上还不具备。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是从推广实证主义开始的，中华文化也应在增强实证机制，即证伪机制上，克服自身弊病，焕发新的生命。
第三，中华文化不在乎创新。政府一再强调，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于自主创新，可见中华文化的这个历史缺憾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到了非突破不可的时候了。这一点也是从中华文化的优势中翻转过来的。中华文化历史长，成果多，回过头去学习、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想到创新？结果，我们的文化，多的是整理、校点、收藏、注释，少的是实地考察、荒原历险、大胆探索。中国最受尊重的学问家，往往是“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创新的观点让世人受惠。中国最推崇的艺术家，往往是各方“无争议”，却不知道任何创新都是对原有规范的挑战，不可能“无争议”。
现在掀起“国学热”，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传承有积极意义，但也必须注意，不要把我们的历史文化作过度的盲目赞美，因为历史的惰性、历史的悲剧、历史的灾难也都与之有关。在这方面，鲁迅、胡适的相关论述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我非常热爱传统的中华文化，但心中又十分明白，中华文化的未来生命，在于创新。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