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关于“铁路修建”的大争论
在百年前，中国陆地的交通工具中，没有动力车辆，旅行只能依靠畜力或者脚力。这种落后的交通方式，与两千年前孔子周游列国，几乎没有区别。此时的西方，蒸汽机车在英国被方明并投入商业使用。铁路作为那个年代最有诱惑的投资标准，在欧美大陆被快速地推广开来。1865年2月，总理衙门致函各地封疆大吏，谈及外国公使，都在推动中国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线。在总理衙门看来，铁路、电报若在中国使用，得益的是外国人。江苏巡抚李鸿章称“铁路费繁事巨，变易山川，彼族亦知断不能允”，江西巡抚沈葆桢也说：“平天险之山川，固为将来巨患；而伤民间之庐墓，即启目下争端。”可见当时的地方督抚对待铁路，均持保守态度。中国官员断然认定铁路不合中国国情，破坏山川庐墓，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在这十年之后，李鸿章、沈葆桢成为中国洋务自强的领军人物。面对世界形势，李鸿章对西方铁路的观念也悄然发生转变，认为铁路的兴建以便南北运输。1876年英国怡和洋行无视中国主权，未经中国政府允许，修筑了淞沪铁路。清廷谕令李鸿章与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妥商归宿之法”，最终以28.5万两白银的价格，将吴淞铁路赎回。在那个时代，郭嵩焘、李鸿章、丁日昌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中国要富强，必须拥有铁路，电报，铁甲舰，他们的眼光超过同时代的政治家。1880年，李鸿章考虑引进外资投资建设铁路，为了运送漕粮和战时调遣军队。李鸿章的老部将刘铭传向朝廷递呈《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从国防战略和中外国运对比的角度提出动议。作为清廷内部的第一个正式的铁路构想，其具体主张是先修清江浦（江苏淮安府，漕运总督驻地）经山东至北京一路，以利漕运。朝廷之上反对的声音出现了。内阁学士张家骧上奏《未可轻议开造铁路折》，列举修建铁路的三大弊政：若修造清江浦铁路，洋人必定会从旁觊觎；铁路沿线民众必受贻害；招商局海运收入必受影响。李鸿章呈递《妥议铁路事宜折》正面支持刘铭传的主张，对各种怀疑和反对观点进行详细解释。李鸿章认为，建造铁路的困难，主要是投资经费巨大，借外债乃不得已之办法。有人担心会受到洋人盘剥，但铁路作为基础建设工程，铁路一开，本息就有所取偿，而国家获利更为久远。然而，朝廷之上的保守力量强大，反对建造铁路者私下沟通串联。在众人的一片反对气氛中，李鸿章的态度显得落寞和孤掌难鸣。1881年，当时北京官场真正去过欧洲、亲身乘过火车的前驻德公使刘锡鸿，携带着他的《罢议铁路折》登场了。“臣尝奉使西洋，讲求其事，既有所见，不敢不即陈明，以期早日罢论，息此纷纭也。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臣窃计势之不可行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刘锡鸿论证说：铁路征用民田，会使农民失去土地，一旦火车开通，洋人踪迹自必遍及里闾，百姓易受洋人蛊惑。刘锡鸿与李鸿章的交锋，是中国上层社会对发展现代交通、推广现代企业制度，引进外资，经济发展与民生等国家战略问题的论战，对晚清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现在看来，刘锡鸿的奏折，无疑是农本经济对工业革命带来社会变迁的哓哓诡辩，在当年却是反对铁路的有力证据。
这场搅动朝野的修建铁路大争论，至此戛然而止。李鸿章的先知先觉，抵不过张家骧、刘锡鸿的迂腐短视，中国的铁路建设与世界接轨延后了十余年。
在1881年，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廷枢修建了“唐胥铁路”，出现马拉火车的现状，次年才建造蒸汽机车，悄然为国家的采矿事业服务。李鸿章一直在锲而不舍地做醇亲王的沟通工作。1886年，醇亲王奕翾巡阅北洋海防，对铁路的看法发生根本的转变，与李鸿章达成修建津沽铁路的意向。此后的十余年间，开平铁路，津沽铁路相继建成，建造铁路遂为社会和官场逐渐接受。回首百余年前人们对铁路兴建的种种批评曲解，先行者的启蒙宣传和不懈争取，每一个新的观念和新鲜事物的普及，都有着一段坎坷发展的历史。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一步步从艰难坎坷中走来，百年历史变迁，留给后人无限的感慨与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