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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教育，城乡差别并不明显。以清代为例，虽然官办学校主要设在州县以上的城市，但学生大多来自乡村。同时在乡村还设有社学、义学、私塾等，负责启蒙教育。除宗室、贵族外，城乡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大体上是均等的，当时的社会精英大多出自乡村。乡村教育拉大与城市的距离，并处于落后状态，是从清末开始的。当然。这里有多种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城乡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我们还应看到，废科举也是造成乡村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举制度发展到清代已越来越表现出不能适应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在清末，遭到了尖锐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终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这是历史的选择，大势所趋。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科举制是在仓猝中被废止的。一个行之千余年的制度，戛然而止，它所带来的社会阵痛和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科举制是在仓猝之间被废止的

鸦片战争失败后，传统教育的弱点充分暴露，朝廷的有识之士“已微窥旧学之不足独恃”，故有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之设，又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以图弥补旧学之不足。至甲午战争，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于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其所以然之故，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而集矢于数百千年通用取士之经义”。康有为即明确表示：“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建议“特发明诏，立废八股”，改试策论。在那样一种氛围下，八股已成为万恶之源，容不得人们再去思考。因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之废八股，改试策论，“亦时使之然也”。然而，废八股、兴学堂，行之数年，仍未见其效，于是国人则谓科举犹在，以此为梗，故废科举又提上议事日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采纳袁世凯、张之洞的建议，决定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科始，递减科举中额，“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按此计划，十年之后，再停科举。然而。尚未到递减之年，人们发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结论是，“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因此，袁世凯等人建议：“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于是，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奉上谕，立停科举，并“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慎择师资，广开民智”。

显然，舆论把战败的责任归罪于八股和科举，并未抓住问题的实质：落后就要挨打。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科学技术、军事实力明显落后于西方列强，而清政府又极其腐败。这些问题不解决，而奢望以废科举使中国强盛，只能是舍本逐末。在人们头脑发热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必然存在着不足，不仅造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而且对废科举必须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并没有充分的准备。

其一，废了科举。教育怎么办？

科举制度是一种选官制度。它的创建，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重大变革。作为一种打破世袭、平等选拔人才的机制，科举制度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科举本与教育无关，但由于封建政府要选拔、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需要以封建伦理去规范他们的思想行为，从学习的内容上去引导他们。因此，科举制创立不久，便与教育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甚至成了教育的根本导向，由此便埋下了隐患。特别是从明朝开始推行“科举必由学校”，导致教育成为了科举的附庸，把教育内容限制在狭小的范围之内。尽管这一状况对普及教育曾起到过推动作用，但毕竟使众多读书人钻进了死胡同，考什么，学什么，一切为了功名利禄，脱离了社会与民生。这是科举左右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依傍于科举的教育，并不是完整的教育。当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传人中国后，中国的传统教育仍跟着科举指挥棒在转，显然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改革是必然的。问题的关键是：应如何改革。我们认为，改革不应是简单的废除，而首先要搞清科举与教育各自的功能，以及二者的关系。科举的功能是保证公平取士，教育的功能是为社会培养各方面的人才。科举不应左右教育，教育也不能只为选官服务。就选官而言，即使在晚清，科举仍未丧失其功能，曾国藩、左宗棠，以及一批提倡变法维新者均由科举出身。而此时仍要求教育只为科举培养人才，只为选官服务，显然是不可行的。只有让科举回到原本的、单一的选官功能，才是明智的、最佳的选择。如同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与教育就没有任何依附关系。总之，教育与科举分途，才是新式教育发展的关键。然而在清末一片废科举的呼声中，很难有这样冷静的分析。

光绪二十七年，张百熙建议在发展新学堂时要“优予出路”，“应以小学堂卒业者比生员，中学、大学卒业者比举人、进士。仿日本法别设大学院，令进士入学其中，不加限制，俾其优游餍饫，以求深理，三年考成选翰林”。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张之洞在奏请递减科举中额时称：“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并提出：“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则学堂指顾而可以普兴，人材接踵而不可胜用。”这些建议实际上仍以功名利禄吸引读书人，无非是以新学堂取代府州县学而已，学习内容不同而已。而他们又忽略了兴办新学堂所受到的诸如资金、师资、教材等种种制约，以致递减计划尚未实施，便急不可待地废科举、办学堂。其后，新学堂之授出身，包括游学归国后的考试授出身，一如科举之旧例，授为文科、医科、法科、商科等进士、举人，并未摆脱科举之模式。当时已有明眼人看出问题症结之所在。御史陈曾佑即指出：“科举既废，则士子出身尽归学堂一途，为朝廷用人行政所关，不能不详加审慎，以求万全无弊。为久远可行之规。”他认为袁世凯等奏定章程内“所列奖惩各条，滞碍难行之处极多”，而“种种滞碍难行之故，皆由于学堂、仕进混一之弊”。“考各国学制，自小学以至于大学博士，卒业时不过授以文凭而已，未有授以官者也，惟其授以文凭，故一学堂卒业，虽多至数千人而不觉其滥；如尽授以官，则难以为继矣。”他特别强调：国家所以广立学堂者，大旨有四：“一，教成人格。教育普及，则人人知人伦道德，而风俗纯。一，教成国民。教育普及，则人人有政治思想，而国本强。一，寓通国皆兵之意。小学普及，则军人资格已具，而征兵之令可行。一，寓富民足国之意。实业普兴，则民多才艺，而谋生之途较广。此四者，兴学之大旨也。是故兴学非尽求官也。国家最利之事，在人人皆知求学，国家最不利之事，在人人皆思作官。人人皆知求学，则各谋其本业，而天下以安；人人皆思作官，则各忘本分，而侥幸奔竞之风作矣。”陈曾佑的论述是精辟的，但并未引起重视。以发展新学堂而普及教育是进步的，可取的，让新学堂重新承担起科举的功能则是行不通的。严复就曾谈到，废止科举，“意欲上之取人，下之进身，一切皆由学堂”。“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显然，他并不满意兴学校的效果。民国初，有文章称：“废科举，兴学校，样样模仿外国，但是这种考试，还是带着科举气味的，所以到了现在，我国学校教育，仍旧不见进步，就是这个缘故。”“考试制度盛行，真正的教育就难于普及了。”显然，教育未能摆脱旧模式，未能充分发展，与废科举时的仓猝之举有关，与清政府没能分清科举与教育的功能有关。由于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所推行的政策也就难见成效了。

其二。废了科举。如何善后？

废科举乃举国之大事，理应做好充分的善后准备工作。由于仓猝定制，从递减科举中额到立废科举的急速转变过程，已容不得清政府过多地考虑善后问题。面对府州县学的停办，面对数百万求进无门的举人、生员、童生，清政府既未解决他们的认识问题，也没有合理安排他们的出路。废科举之上谕，只是“责成各该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城乡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慎择师资，广开民智。其各认真研究，随时考察，不得稍涉瞻徇，致滋流弊”。至于如何做好舆论宣传、组织保证、财政支持、师资培养等，均不明晰。实际上，在其后兴学堂的过程中也看不到清政府的得力措施，全凭各地方长官的认知程度各行其是，而众多地方都在强调“无经费”、“无师资”。

正是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和有效的善后措施，造成废科举后一段时间内社会思想的混乱。陕西横山县在初建高等小学堂时，“民智闭塞，呼学校为洋学堂，相率裹足，故假官权强迫各堡私塾生徒入校，仅得学生十二名”。光绪三十二年，内阁中书殷济奏称：“自国子监归并以来，师范生已失所望，近又窃闻有永停出身之议，中学堂以上学生，恐不免皆有疑虑。盖国家进退人才，唯名与器，中国人于功名二字印人脑筋最深，若一概弗予出身，恐非所以奖以往、奖将来之意。”可见，国人还缺乏对新学堂的认识，不知新学堂为何物者大有人在，而进入新学堂的人又要为自身的出路担忧。对此，早已有人指出问题之所在。进士出身的何刚德称：“今日学堂之弊，与学生无与也。而当时兴学堂者，急于观成，仓猝定制，人不一心，适蹈不知轻重之弊也。”“始谋不臧，其由来非一朝一夕之故。”民国初，有人总结说：清末，“国势变迁，学说则新旧交争，政治则中西揉杂。旧来之根据全失，前途之趋向不定”，“当此时代，凡一切兴学育才、用人行政要旨，补苴掇拾，毫无宗旨政策之可言，而国家政务，咸隳败于冥冥之中。及至改革事起，遂一发而不可收拾也”。上述评论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尽管废科举是大势所趋，但清政府认识上的浅薄及政策、措施上的疏失却是不容否定的。

废科举后面临的新问题

由于仓猝定制，思想准备不足，措施不力，因此，废科举后出现的许多新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严重影响了新学堂的发展，更使乡村教育受到严重冲击而陷于困境。

1、旧的教育体系解体。造成乡村教育的断层

明清时期的教育，完全纳入了科举的轨道。政府除了建立府州县学，以为科举储才外，同时在乡村普遍设有社学、义学，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私塾，用以承担启蒙教育，并为地方儒学输送人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的突出特点是，对乡村文化的普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且经历数百年，可谓根深蒂固。废科举以后，旧的教育体系一下子解体了，而新的教育体系一时又无法构建，使乡村子弟无所适从。新学堂初建时，几乎全部设在州县以上城市，乡村子弟面临着无学可上的局面。旧的教育体系中，启蒙教育在乡村教育中占了极大比重，而没有了启蒙教育，乡村子弟很难考进城里的学堂。实际上，废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乡村教育的真空，乡村教育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从此拉开了与城市教育的距离，明显处于落后状态。而这种文化教育的中断，哪怕只有十余年，便是一代人的延误。尽管朝廷屡屡颁诏，令各地兴办学堂，但各地行动不一，极不平衡。能够遵旨行事已属不错，何况还有观望者、敷衍者。虽然新学堂在废科举后有了较快发展，但远远满足不了城市的需要，更不要说乡村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奏称，“今考之，学堂之推广既稀，人才之进步转滞”，有些地方，“一县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学堂，以资教育，官司苟为敷衍，人才坐见消亡”，而在乡村，“一乡十里、数十里之中，求一旧有之蒙学馆而不得”。黄运藩看到了问题，却没有切实的解决方案，而是主张再恢复科举，使科举与科学并存。他的观点与时不合，被学部以“毋庸议”而排斥。但是他反映出的问题却是客观存在的。

2、传统观念尚未转变。乡村教育难以为继

科举制度的推行，把读书与做官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读书做官”成为流行的读书观，影响深远。科举时代的劝学之风久盛不衰，它既有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的作用，同时又把功名利禄作为劝学的手段，宋真宗的《劝学诗》即是典型。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一类的宣传，渗透到乡里民间，妇孺皆受其染。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现实，更为世人树立了读书做官的样板。在明代的文献中已有“学优而仕”　的提法。表示真正有学问的人可以入仕做官。总之，“读书做官”的影响已是根深蒂固。科举可以立废，观念不可能一下子转变。清廷下诏兴学堂后，“起视各省，大率观望迁延，否则敷衍塞责，或因循而未立，或立矣而未备”。待废科举后严令兴学堂，仍未见有太大改观，其重要原因还是观念未转变。四川越巂厅“僻陋在夷，闻见褊窄，语以游学，骇为奇谈”，且“多不见信”。有些地方，“虽有学堂毕业者，乡党不以为荣，不知荣则不知奋”。《浮生手记》的作者骆憬甫是清末生员，钱塘人，因两次乡试未中，就在废科举的那年，一位有见识的俞先生劝他报考杭州府中学堂。当时，除了他的母亲同意外，所有“亲戚乡老族人”都反对，好像“是吃洋教一样”，大都“嗤之以鼻，背后批评” 。骆憬甫所住之乡村距杭州城不远，这里的观念尚且如此，僻远之地就更不必说了。直到民国初年，这种状态仍无多大改观。1928年，吕思勉在《考试论》中说：“中国人，固最好令其子弟入学，亦最好捐资兴学者也。观于向者，各地皆有书院，及义塾、私塾之林立可知。今者捐资兴学，固不乏其人，然较之往昔，则尚不逮。私家之延师以教其子弟，及私人之藉授徒以胡口者，亦日见减少。是何也？则是非黑白之不彰为之也。”所谓“是非黑白不彰”，实指传统读书观尚未转变，因此看不到教育的育人功能。该文并称：“论者不知教育之未尽善也，乃以学为无益，则肯延师以教其子者自少。”许多人正是看不到读书做官的效果，而且对新学堂又缺乏正确的认识，所以会产生“学而无益”的想法。正是从废科举开始，“读书无用”论出现了。从“读书做官”到“读书无用”，恰恰反映了某些人的传统观念尚未转变。在相当一些人的心目中，读书既不能做官，那便是无用。“读书无用”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废科举后，清廷对学堂毕业生量予出身，用以刺激人们读书的积极性，这对于高等学堂、京师大学堂或出国留学的学生或许还有点诱惑力，而对于一些在中小学堂读书的学生，乃至众多乡村子弟来说，已不能重新唤起往日的动力。在传统观尚未转变，而新学堂又未能触及的乡村，传统的启蒙教育难以为继。

3、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乡村教育举步维艰

新学堂与旧式学校不同，它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而在晚清，政府的开支明显不足，如果全靠各级政府遍立学堂，已不可能，而企盼民间集资也是难上加难。其实在酝酿废科举时，已有人提出：“议者动欲骤废科目，不思此时各府州县学堂尚未周设，或教之无其人，或立之无其费，究从何猝拔奇尤以应选举？”张百熙在建议广建学堂时也提到：“广筹经费，每一省学堂至少有十万圆方能敷用。”其后递减科举中额的建议，也是希望从科举中节省之经费用于学堂。然而，经费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各地兴办学堂大多受到经费的困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杭州府于普慈寺后院改建求是书院，“每年需银五千余两”，尚有随时购置仪器、图籍等一应杂费不在此数，故浙江巡抚廖寿中奏称：“规模不敢过侈，俟经费稍充，再图展拓。”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川越{吉c厅改书院、义学为学堂，“移各塾费，入不敷出，而学俸停给，师徒均各向隅”。同知孙锵欲集资兴办，因岁需银一千二百余两，遂拟《劝学启》，动员学生到新学堂读书，“每学生一名，岁出学费银五十两，以二十四人计之，已足其数。二十四人之外，更有出赀愿学者，亦所不拒。人数既多，赀费可减”。“来学者以三年为期，倘或一年半载而告出者，仍出三年之赀，不准按年扣算”。由于乡人多不见信，响应者少。后孙锵去职，“在鄙吝者方谓官本多事，从此可不拔一毛”，兴学堂之议遂寝。废科举后，新学堂有了一定发展，仍困于经费，难以普及。光绪三十一年，江苏高邮州将淮海义学改为淮海高等小学堂。两年后，“因经费不继，学生亦不足额”，改为初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三年，黄运藩就学堂推广缓慢发表见解：“地方贫困，搜括已穷，新政屡兴，尤苦罗掘，是以一县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学堂。”并称：··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故即有多少人应试之州县，尽多贫窘之家，要不阻碍大局。乡间书塾，每省动盈千万，官所经营仅学院数十区。惰脯膏奖，率多地方自筹，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无劳岁岁经营。”“学堂一切反是，乌得不有碍推广哉！”给事中李灼华亦称，学堂“劳而无获，除官费不计外，每人一人，岁需百余金。中国寒士居多，有力入学者，率皆大族富商，而寒唆子弟转叹向隅。是明期教育之普及，而竟至学殖之就荒。”其后，何刚德也谈到这一状况，认为“备索学费”是困扰学堂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且书院膏火，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一方面，教育经费不足，不能广设学堂；另一方面，高额的学费又让众多人望而止步。这必然造成乡村教育举步维艰，严重困扰了乡村教育的发展。

4、师资严重匮乏。乡村教育明显滞后

在传统教育体系解体之后，原有的教师多不能承担新学堂的教学任务。因此，新学堂面临的又一个困难就是师资匮乏。废科举前，新办学堂已感教师不足，故张百熙建议“大抵政治、法律等学有华人，格致、工艺等学宜用西人。”话是这样讲，一下子办了许多学堂，找教员谈何容易。骆憬甫回忆最后两科乡试，浙江考试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物理、化学、法律、财政等，对于只接受过私塾教育的乡村子弟而言，实在是勉为其难。因而对于自己的落榜，他心服口服，并称：“乡村的环境，既无名师传授，又无益友研讨，从哪里去求进益呢！”山东馆陶县在兴学堂中算是做得不错的，光绪三十一年设立高等小学堂，后又推广蒙小学堂，至三十四年全县已有初等小学堂55所，“为制尚称整壹”。就是此县，初设高等小学堂时，也只聘到中学教习一人，科学教习一人，管理学生20人。且因全县“师资缺乏，附设师范传习所一班，一年毕业后，委充初等小学堂教习”。像这种进修一年即充任教员的情况比较普遍。严复也曾谈到，缺少教员，“此中小学堂之通病也。至于高等学堂，则往往具有形式而无其实功，理化算学诸科，往往用数月速成之教习，势必虚与委蛇，偈日玩岁”。呼兰府初设学堂时，“其教授法视家塾无甚差异”。显然，师资匮乏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城市学堂尚且如此，乡村教育则更为滞后。

废科举后，清政府受到上述问题的困扰而又无力解决。因此，新学堂的兴办，不仅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了乡村教育的停滞与落后，从此扩大了与城市教育的差距。

废科举后乡村教育的状况

废科举，兴办新学堂，并没有达到清政府的预期目标，反而出现了另一种状况。一边是乡村教育的落后，与科举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边是新学堂培养了一批清王朝的掘墓人。①这恐怕是清政府始料不及的。

废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乡村教育的滞后已明显表现出来，与科举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乡村子弟没有得到均等的受教育机会

废科举后，由于乡村没有系统的学堂教育，而原有的启蒙教育体系又被破坏，因此，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乡村教育的真空，也就直接导致了城乡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无论如何，科举时代至少在形式上给每一个人以均等的读书、应试机会。而废科举后，这种均等的机会并没有出现在乡村子弟面前。废科举后的第二年即有人指出了这一问题：“科举之弊，近人详言之矣，而其中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人之，寒微不与。今日之学生，即异日之官吏，同是编氓，谁甘废弃？”直到民国初年，这一问题仍很突出，故有人呼吁，“学校需要增设”，“教员的人数需要大大增加”，“叫一般青年都能得到教育的均等机会”。

科举时代的清政府对乡村教育比较重视，且不说内地，就是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雍正朝改土归流地区为例，改流以前，土司统治地区的各族人民很少有读书应试的机会，有些地区的人民甚至没有读书的权力，如贵州永丰州，原土司“恐土民向学有知，不便于彼之苛政，不许读书”。改流以后，清政府为了“以汉化夷”，达到思想上的控制，推行了科举制，广设社学和义学，并选内地品学兼优之生员前往教导，使当地人民有了读书的权力和机会。据《滇系》记载，雍正、乾隆初，云南十四府三厅四直隶州共设义学570余所，以至“深林密箐间，弦诵之声，不绝于耳”。贵州八寨，“所属尽苗人，不知读书为何事”，改流之初，竟无一人入场应试，后广设义学，渐有“读书成名者”。古州苗人“素不识字”，设学后，“苗民悉敦弦诵”，“入郡庠者接踵而起” 。与此相比，废科举后清政府对乡村教育的重视程度及人力、物力投入远远不够，因而使众多乡村子弟没能得到教育的均等机会。

2、乡村读书人数骤减

由于乡村子弟没有得到教育的均等机会，加上“读书无用”的影响，读书人数明显减少。科举时代那种“家弦户诵”的情况已不复存在，童生试动辄上千人的场面已成为历史。许多地方在新学堂初设时，即使千方百计动员，学生也是寥寥无几。如前述呼兰府，新设学堂时，借募兵名义招生，仅有学生60人；㈣陕西横山县“假官权强迫各堡私塾生徒入校，仅得学生十二名”。再如江苏高邮州，这里的文化教育一直比较发达。据嘉庆《高邮州志》卷九《征辟》载，自顺治四年(1647年)至嘉庆四年(1799年)，高邮州共考取进士33人，其中包括王安国、王念孙、王引之等著名学者。而光绪三十一年设高等小学堂，至宣统三年(1911年)夏，“学生毕业者三人”㈨。直隶成安县(今属河北)废科举后设新学堂，仅“形式上稍稍增进”，“各学校仅是雏形”，“且城乡校数及校中学生数又寥寥无几”。山西乡宁县，废科举前之记载：“官师之培植，士习之振兴，蒸蒸日上矣。”废科举后之记载：“学校尺寸之地，又不能广厦万间，庇天下之苦寒。呜呼！家弦户诵，复何时乎？乡宁万山之间，学者素少，其科举时代瞠乎后矣，变而为学校已十余年，而乡间读书之声有减而无增。”这与“深林密箐间，弦诵之声，不绝于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何刚德曾分析说：“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私人之力又不足，失学者仍多，于是有力者自费出洋，以辅官派出洋之不足，费钜额隘，其失学之多，仍如故也。”这里反映了新学堂与旧式教育的区别及新学堂面临的困难，况且新学堂尚处在幼稚时期，必然会造成失学人数的增多，特别是在乡村。何刚德有个估计：“中国人民之众，失学之数，至少亦在百与五之比例。此九五之数，国家欲扩充学堂，徐补此缺，力必不足。”当时95％的失学率是否准确，姑且不去深究，但失学人数众多则是事实，而且失学者更多地集中在乡村。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谈到，总计全国童生，30年间约为300万。这还不应是所有的读书人。可见清代读书人的数字是相当可观的。在当时外国人的眼中，中国的读书人简直是世界第一。“在中国，每个城市、乡镇，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先生在办学兴教。也就是说，这些中国人崇学之风盛行。”“就男性人口而言，世界上已知的国家内没有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有中国那样广泛。”然而在废科举之后。还会有哪位外国人再这样称赞中国的教育呢？

在没有能力普及乡村教育的情况下，乡村子弟大多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乡村教育的落后也就是必然的结果。正是从废科举始，乡村教育大大落后于城市，而且差距越拉越大。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乡村教育的落后有许多原因，但废科举造成的负面影响却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决定废科举极为仓猝，善后工作又不周全，以至在废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乡村教育的断层，而且“读书无用”论开始流行。在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情况下，乡村读书人数明显减少，乡村教育开始停滞、落后。从废科举造成对乡村教育的负面影响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是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都不免给社会带来阵痛和负面影响，当政者的责任，应该在果断推行改革时，更要慎重、周密地考虑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尽量把可能带来的阵痛和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点。二是长期以来，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城乡发展是不平衡的，而在废除科举，发展新学堂教育的过程中，更加拉大了城乡的差距。在今天强调均衡、可持续发展时，这一历史教训同样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