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80年代中国教育改革的黄金十年的远去，由于年龄和其他原因，这批曾在新时期教坛书写传奇的教育名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与之相随的，中国的教育改革也陷入沉寂期。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空前加大，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全民对教育的期待和关注进一步提升，无论是教育内部还是外部要求教育变革的声音愈来愈强烈。顺应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教育改革又迎来一个高潮期。不过，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教改典型更多的是以群体形式呈现的，如北京十一学校、山东杜郎口中学、上海建平中学、江苏洋思中学、东庐中学等。出现这种变化与这轮教改的深度、广度、复杂度以及参与度有关。当代教改目标的体系化、多样化与个性化，单凭一己之力已经很难达成。此外，教改理念被广泛宣传，普遍接受，有志教改的个体愈来愈众。此种情势下，智慧碰撞、团队合作成为新常态。
借助教育行政的力量和现代通讯的发达，这些名校经验风靡全国，其教育模式纷纷在各地推广实验，一度热闹非凡。但客观地讲，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并不多，更多的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或者仅挂名号而实不至。个中原因，与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功利干扰、行政干预、应试压力密切相关。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在新一波教改中涌现出黄厚江、李镇西、程红兵、李海林、黄玉峰、韩军、程翔、程少堂、邓彤、陈军、李卫东、王崧舟等一批教坛明星。和上一辈名家不同，他们有着良好的专业背景，有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中西教育经验和自身实践使他们在教改中俯仰自如。他们身上，既有上一辈名家严谨的学风，朴诚的职业精神，同时思想更为现代，视野更为广博，教学更为开放，对人与文化的关注与追问更频。如黄厚江的“本色语文”基于学生主体的虚假等课堂流行病，探寻母语教学的基本规律，实践体现母语基本特点的语文教育，立意高远；程翔追求“语文老师必须站在文化的制高点来教课文”，程少堂主张“让语文课堂充满‘语文味’”，其终极目标都是让语文回归纯粹，回归文化。
有一点必须指出，这些新名家要复制老一辈名家那样的知名度几乎不可能，这并非他们之间成就有高下之分，实在是社会发展使然。在大数据时代，社会的民主化、开放化程度，价值观的多元化、通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教育生态与三十年前有着天壤之别，教者更为从容自信，选择更为自由多样，个性更为张扬凸显。正因如此，在知性主导的教育界偶像崇拜的几率极微。也许可以说，没有崇拜的教坛可能有些寂寞，但这样的寂寞何尝不是一种进步呢？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有这样一段话：每当太阳西沉，我坐在河边破旧的码头上，遥望新泽西上方辽阔的天空，我感到似乎有未经开垦的土地，所有的道路，所有的人都在不可思议地走向西部海岸。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在衣阿华，小伙子们总是不停地骚动喧闹，因为是那片土地使他们如此无法平静。教育的魔力注定使一些人一生无法平静，而名师们就是那些在未经开垦的土地劳作的人，他们，一直在路上。
(摘自张大勇《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新课程研究》2015年第6期)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