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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自传体通史，被人们成为“信史”。记载了自上古黄帝时期，至汉武帝元狩元年期间共三千多年历史，它包罗万象，又融会贯通，“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详细记述了上古时期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早年师从董仲舒学《春秋》，后从孔安国学《尚书》。

司马迁的幸与不幸

历史有情，记忆下司马迁的贡献，给予了他应有的地位。就此而言，司马迁是幸运的。当然，司马迁的幸运并不只在于其身后，在没有身陷李陵事件之时，他也可谓上天眷顾的宠儿。出身史官世家，欣逢盛世，能优游探访大江南北，亲聆故老耆旧言论，网罗天下散失的史籍与传闻，考证前人事迹，考察成败兴衰之理；能向董仲舒、孔安国等请教学问，识今文古文之旨；能亲闻樊哙之孙谈汉初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能亲见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日后他为之辩护的李陵同朝为官；能继承父业，得以窥金匮石室之藏，立下述往事思来者的雄心壮志。平生唯恐辜负先人，不小心成了“隳先人之言”的罪人。命运无情，他后来确实成了“罪人”，但不是辜负先人的罪人，而是汉武帝的罪人。不负先人反倒是他生存于世的最大精神支柱。

不过，古往今来，能得上天眷顾终始的，难有几人，所以司马迁的幸运到为李陵辩护时就告止了。因此，司马迁又是不幸的。朝堂上下各种矛盾斗争在加剧，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堕入漩涡。同时，这个时候的史官已不复有盛时巫史合一的至上荣光。对司马迁来讲，更糟的是，为素无往来的李陵辩护，使他卷入了朝堂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触忤了盛世君王汉武帝，自己却无钱以赎，落得个接受腐刑的结局，从此烙上最耻辱的印记，背上人生最大的精神包袱。

然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始终是儒家的崇高理想，“立德，立功，立言”向来就是井然有序的士人遵奉的三不朽。此三不朽，立言最次，似乎容易，却实为最难。能立言者必有德，立了言传之后世，必然有功。但这立言却最易祸己。在了却生命还是继续生存的两难下，司马迁义无反顾决绝地选择了以“立言”来延续自己本该放弃的生命，因为人虽然最终都会回归尘土，但终究是有鸿毛泰山之别的。这正如管仲不死，其不死之效功在千秋——助齐桓公霸诸侯、匡天下，免于国灭、民风民俗改变的命运，至孔子之世仍享受其余泽。为此，他呐喊出“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并付诸实践。探讨天道人事，古今中外，兴衰成败。成一家之言，于是成为《史记》的终极追求，融入了司马迁的爱恨情仇。

成一家之言

于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项羽、吕后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退处士而进奸雄，叙述货殖崇拜势力而以贫贱为羞，这些均使其足以成一家之言。项羽虽然失败，却不失为英雄。吕后虽然没有公然称帝，却是实际的统治者。陈涉虽然出身农民，但首举义旗率先称王，孔子八世孙孔鲋都乐意为他所用。为他们立本纪、世家，确然符合实际。成一家之言之誉，司马迁实当之无愧。而纪传体体裁为司马迁首创，且历2000年为各正史承绪而不更，更是一家之言的表现。即使不用其体例者，也对其甚是嘉赞。

不过，成一家之言并非易事。勇敢和怯懦的界限，生死之间究竟该何去何从，一部《史记》便是司马迁对此的回答。死，需要勇气，但死不难，如何处理死倒是最难的。伍子胥不死是勇敢的，韩信忍胯下之辱是勇敢的，李陵不死降敌也是勇敢的。所以，司马迁自己能忍受最大的人生悲哀，没有选择死。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才是司马迁死和生的界定标准。他要勇敢面对人生，完成父亲的重托，成就一家之言。这是先人的事业，家族的事业，乃至天下的事业。他的勇敢和怯懦是以贡献与不朽来论定的，并且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中了。

故而，李陵败降，他认为是忍辱待时报效汉室。因此，当汉武帝就李陵败降一事垂询于他时，他竟然说出了这骇人听闻、有伤汉武帝雅听的、给自己带来天大祸患的见解，而这个李陵与他并不是私交好友。故而，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孔子受困后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后作《离骚》，这些身处逆境而坚忍不拔者，都是他高度赞扬的楷模，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与榜样。不过，这里面当然也不免有司马迁愤世嫉俗的一面。

至于那些为正义、为理想、为家国奋斗抗争的人物——晋文公流亡19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苏秦以椎刺股苦学，先国家后个人的蔺相如、刺杀秦王的荆轲、自荐出使楚国解国难民危的毛遂、震慑匈奴却一生不得封侯最后愤而自杀的李广等，这些奋发图强、锐意进取的灵魂也是司马迁笔之所爱，这些人不屈不挠壮美崇高的人格，都被司马迁以凛然之笔，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史记》中。同时，司马迁也给末路英雄留下了空间。项羽别虞姬是美的，他不过江东也不失为壮举。项羽最失意之战，正是司马迁最得意之笔，不无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概。

良史之责史家直笔

由此，揭露统治者的丑陋，抨击时弊劣政，痛斥贪官污吏，也成为司马迁的职责。他讥讽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流氓无赖，挖苦汉武帝的迷信鬼神、好大喜功，并以细腻的笔触剖析了宫廷的血腥，揭露弊政，勾摹各色官吏真面目。司马迁依循的是良史之责，遵循的是史家直笔。所以他对《禹本纪》《山海经》所记怪物，不敢轻言。当然，《禹本纪》《山海经》自有它们存在的合理性与土壤，它们是当时先民对世界朴实认知在文字上的反馈。自孔孟以来至董仲舒，儒家的正统观已然形成，司马迁其表看似偏离，但其本与时代并无二致，否则正史不会以他的《史记》为宗，列之第一，所以司马迁必然如孔子一样不语怪力乱神。

一部《史记》，有学者称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当然，《史记》并非尽善尽美，司马迁的天命观是非常浓厚的。他的“究天人之际”，是与“天人感应”联系在一起的。故而，天会垂象，秦并天下是天命，而他的命运当然也是天注定的。所以他要认命，仍一如既往心甘情愿货与汉武帝。但另一方面，他内心又非常纠结，于是他把自己的种种纠结写入了书中。

大地无言，山川静默。当年司马迁在如屈原般悲愤凄怆的境地下，以执着的史笔，以优美的文采，成就了《史记》，未来的岁月则渐次赋予并加深了它的底蕴，给予了它永恒的历史命脉，使它成为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一个依托。“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之作结，无疑最得其真，尽揭其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