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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教授讲的“与时俱进”和“持经达变”让人深受启发，中华文化讲究“合理”和“内敛”，“谦让”和“圆通”，“天人合一”，强调整体观和和谐观，反对执拗（偏执）、外显（锋芒毕露）、对抗（当面反对）、“当头”（枪打出头鸟），还有“做人糊糊涂涂不糊涂，做事马马虎虎不马虎”的总结，感觉就是为人和处事的“中庸之道”，这一套理论和认识有利于社会和谐和人际融洽，但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所以，中华文化是一套很早就高度成熟的关于社会和人生（人际关系）的理论体系和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日常现实社会经验不断积累的一套学说，其精神特质是建立在农耕社会物质载体上的“仁和合”，它也追求“善”和“美”，但缺乏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思辨上的“求真”和“尚智”，即使有这方面的思想火花闪现，要么如昙花一现，成不了主流，要么也是强调“顿悟”和“与天相通”，最终走向了“神秘主义”。

因此，晚明以后近代中国的科技落后和国力日渐衰微终至落后挨打的惨痛经历的文化根源和“思想脉络”大抵也在其中，至于中西政治思想、民族认同、社会治理的区别更是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