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部基础二司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会同国内多所高校近百名专家，历时3年集中攻关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已基本形成，目前以课题组名义对外发布并广泛听取意见。此次发布的核心素养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6大素养，包含18个基本要点。
我国从1987年开始提出素质教育概念，在素质教育概念提出近30周年之际，再提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这被认为是素质教育的进一步科学化、精准化，也体现素质教育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然而，公众最为关注的问题，却是这些教育概念究竟怎么样落地。可以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的升学考试评价制度以及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核心素养概念与当年的素质教育概念一样，会被喊得“轰轰烈烈”，可具体到实施，在基础教育领域，会被踏踏实实的应试教育取代；在高等教育领域，会被功利教育追求淹没。
一、升学模式让素质教育沦为口号
毋庸回避的现实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应试教育比20多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教育管理者和办学者，不要为自己所宣传的素质教育而感到高兴，而不顾学生实际面临的严重学业压力和负担。由于中高考按单一的考试分数评价选拔学生，因此，整个中小学教育就围着考试核心科目转，存在“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才学什么”的问题。凡是升学考试不考的科目，都被边缘化，变为副科或豆芽课，整个基础教育办学被升学教育模式主导，除了知识教育之外的其他教育，包括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都被漠视。概而言之，就是“育分不育人”。
在这种升学教育模式下，推进素质教育就成了“点缀”，而且办学者整天高喊素质教育口号，却对学生进行应试教育，更令学生和家长反感。很显然，不改革升学考试制度，推进素质教育是十分困难的，而素质教育本已难推进，再提出核心素养概念，很多人对其能否真正落地产生疑虑。对此，我国已经意识到升学考试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在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要以考试招生相对分离为原则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力图构建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但遗憾的是，随后于2014年颁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却并未提及“招考分离”，虽然这一轮高考改革，被部分舆论誉为最彻底的一次改革，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次高考改革主要还是科目改革，即实行“3+3”考试科目组合，而在录取制度改革方面，突破十分有限，只有部分高校试点5%的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绝大多数考生还是要通过统一考试、集中录取的方式才能进大学。因此，这无法撼动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格局。所以与其关注核心素养概念，不如关注如何打破当前牢固的“教招考”一体化模式，我国必须将录取制度改革作为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不只是进行科目改革。
二、行政治校导致办学严重功利化
另外一个影响素质教育推进的重要因素是行政治校，即管办评一体化，行政主导管理、办学、评价，导致学校办学没有自主权，急功近利。在基础教育领域，单一的升学考试评价体系加升学政绩导向，让很多学校办学就为追求升学率。在高等教育领域，虽然学生的选择已经更多元，但行政化导致办学功利化，很多高校关注的是毕业生的就业率、考研率（对于普通二本院校）和专升本率（对于高职高专院校）。也就是说，教育行政化同样是无法实施素质教育，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大阻力。
推进教育去行政化，就需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这一方面要求政府部门放权，另一方面则要求学校进行现代治理，能用好政府部门放下的办学自主权。目前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是政府部门并不愿意放权，还牢牢地把人事权、财权权等核心权力掌握在手中，以此干预学校自主办学，致使学校的自主办学空间十分有限；二是一抓就死，一放即乱，学校的内部治理改革迟缓。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在我国面临攻坚战。
比如，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这是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内容。正是由于认识到取消级别的重要性，因此，无论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明确提到了这一改革措施。可是，在过去五年间，没有一所公办大学取消了行政级别，国家有关部门在任命31所有副部级别的985高校书记、校长时，还在任命文书中加上括号，注明“副部长级”，强调其官员身份、级别，并且从2011年年底推进部分高校校长公选试点中，公选的校长也有行政级别。以至当新创办的南科大，一再宣称要“去官化，去行政化”时，深圳组织部门却于2011年，向社会公开招聘学校的局级副校长。
知易行难是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真实写照。不仅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如此，取消中小学行政级别，也困难重重。从20个世纪90年代起，我国就有部分省市启动中小学校长职级制的改革，即校长不再有级别，而只有职级，以此促进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可是，取消职别之后，政府部门还是套用行政级别对校长进行管理，而且校长的选拔、任命还是由行政部门负责，只是从原来的地方组织部门转到地方教育部门，因此，行政化的问题依旧。
由于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只有“表述”，没有具体的行动，在此期间，各种反对取消行政级别的论调，也开始冒出来。诸如，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会贬低教育的地位，在目前的“官本位”社会，为何独独学校没有行政级别；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难道就去行政化了？而发出这种声音的，多是学校校长，表面上，他们是站在教育发展角度；而实质上，却是出于自身的既得利益——拥有行政级别的书记、校长，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行政利益？
诚然，取消行政级别，不能说，教育就去行政化了。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不是取消行政级别那么简单，在取消行政级别之后，还必须建立全新的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包括改革教育拨款体系，即由政府部门主导拨款改革为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拨款预算，并监督政府拨款，这可避免“跑部钱进”，真正保障学校的投入，让学校获得财政自主权；建立大学理事会和社区教育委员会，由代表各方利益的成员组成，负责制定大学和地区教育发展战略，并监督学校办学；实行校长公开遴选，在大学理事会、社区教育委员会主导下，成立校长遴选委员会，公开遴选校长，在遴选校长过程中，广泛听取师生的意见，让当选的校长对师生负责，对教育负责；在学校内部，实行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学校行政领导不得干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决策，而是执行教育和学术决策。
只有推进学校去行政化，才能让学校整体有素质起来，学校从行政治校到教育家办学，在这样的学校中，学生的核心素养才能得以发展。
三、发展核心素养需要个性化教育
其实，只要实现了教招考分离与教育管办评分离，我国学校办学将获得充分的自主权。而有自主权的学校，自然会办出学校的个性和特色，这就能培养有个性和特色的学生，而个性和特色，是一名优秀学生的生命力所在。在笔者看来，素质教育与核心素养这些概念，真正要落到每个学生身上，就是要进行个性教育，即针对学生个体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关注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培养、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离开了个性教育，素质教育和核心素养很容易变为空对空的概念，还会引发概念之争：素质教育是不是就不要考试？有考试还是素质教育吗？核心素养也会令人困惑，怎么能精准测出一个人的核心素养究竟如何？而个性教育却会化解争议，因为从个性教育角度看，一个学生数学好，有数学的兴趣、特长，但他（她）音乐不好，这是人才；另一个学生数学很不好，对数学毫无兴趣，但他（她）音乐好，也是人才。教育只有回到关注每个学生个体的成长，让其成就为最好的自己，才是适合学生的好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