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目前的教育来说，这种“补遗”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性或内在的补遗，即道德教育本身有一个道德价值的内核的建立问题。唯有信仰教育确立道德价值的内核或上位概念，道德的论证才能完成，道德规范的内聚才能实现，道德个体也才能体验到道德人生的神圣。只有这样，真正的道德教育才能发生。目前我们的德育实践正是在价值内核建构上有所遗缺，我们只能从信仰教育的推行出发才能弥补这一缺失。其二是实践或外在的补遗。我们曾经一度片面强调过世界观、人生观、政治信念、政治理想等等德育目标和内容，发生过所谓的“高大全”的问题。实际上只谈这些根本性的价值观的确立往往导致不落实处、“空谈误国”的局面，因为世界观等等的追求必须寓于具体的行为比如道德行为之中。但是今天我们往往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对政治信仰、人生信仰范畴的德育内容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这又会使我们走向琐碎和庸俗的一面。日本学者小原国芳曾经指出：“关于道德的看法，教育家偏于事，宗教家偏于理，都不是道德的真面目。问题是要事与理两者俱备，善于摄取事实和理想的真义，从而达到道德的实质”①。这一点不仅讲透了日本德育的弊病，对于分析中国德育的现状也极富启发性。因此，不仅应在道德教育范围之内，而且应在道德教育之外都确立信仰教育的地位。

真正做到“理”与“事”的统一，首先必须有确立“理”的前提。以上论证了信仰教育和道德教育统一的一个侧面。需要说明的是，信仰与道德、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也有冲突矛盾的一面。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所谓“礼教杀人”，实际上是信仰杀人；在西方社会，基督教的原罪说也曾作为教师惩罚学生以驱赶儿童身上的“撒旦”之合理性的根本说明。以上两例不仅说明了具体信仰性质可能导致以道德学习个体因而对道德教育产生的危害，也说明了信仰，即使是科学、理性的信仰也有非理性属性的存在。因此，尽管信仰教育对于道德教育真正开展有着极其本质的意义，但并不表明只凭借信仰教育就足以完全解决道德教育的价值根基、内聚力等问题，信仰教育和道德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的说明尚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最后应加以说明的是“信仰教育”这一概念。在我国德育体系中，人们习惯地将与信仰相近的一些内容称之为“世界观”、“人生观”、“理想”等等。信仰教育因此也极易被理解为世界观教育、人生观、理想教育的翻版。在笔者看来，信仰教育概念的建立首先在于其与上述诸范畴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其一，从心理结构上看，世界观、人生观、理想等等虽然可以理解为知情意的统一，但它们是以“观”为特色的，认知成份是第一位的。而信仰则以“信”、“仰”为特色。前者表示了知情意的整合，后者则表明了更多的情、意成份，具备更多的人格色彩。其二，从内容特质上看，世界观、人生观等等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看法，但概念的分析色彩决定其内容有维度上的阈限，而信仰则往往具有更为终极也更为整合的特点。因此，理论上用信仰教育去统整世界观、人生观、理想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在今天，鉴于人们对于信仰教育的忽视，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有三：

（１）确认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内在联系，在道德教育体系内部实现信仰教育；

（２）确认信仰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独立地位，使之成为整个教育活动的终极目标；

（３）用信仰教育统整过去的世界观、人生观、理想教育等概念，研究信仰教育高于上述范畴的价值内容和心理特质，从而完成教育活动对教育对象应有的终极价值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