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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教育理论、各种理念都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作为一个年轻教师，我不敢说自己已经在工作中有了明确坚守的理念，只能就自己的工作实际来谈谈自己的简单体会。


记得以前课上讲解《晋灵公不君》的时候文中出现过的一个情节，鉏麑奉命去杀良臣赵盾，却不经意被赵盾的恭敬教化，又矛盾于不能复晋灵公之命，最后撞槐树而死。这是气节，要忠义要守信，宁死不肯偷生。这是应该被人敬仰的，但是座下的那么多孩子都是齐声开始笑，觉得这人死的真是莫名其妙，他可以干脆就杀了赵盾，再不然也可以逃走，一点都犯不着要去自杀。鉏麑为了忠义两全而选择自杀，这种举动在学生看来是荒谬并可笑的，有什么是比生命还重要的呢，不管怎样，活下去都是第一位的。


然而人有别于万物之处正在于我们不仅活，还要会思想，帕斯卡尔形容人是会思想的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对于很多事件的评判不能单单以是否活着为标准。对于如鉏麑这样的虽死犹荣的人学生不仅没有敬意反而更多的是不理解。但学生这样的反应其实并不是偶然现象，在讲解《指南录后序》时，就有不少学生认为文天祥所写的二十几个“死”是文天祥夸张而为，有人认为他小题大做，更有人提出，既然国内形势不好，为何他不干脆弃官而逃？


孟子有云：羞恶之心，义之端也。鉏麑的死既是对信念的坚持，也是对自己品格的担当。学生们一定知道人要信守承诺，但很少会有人将其作为人生必须坚守的道德信念，他们如今生活的环境让他们发现自己即使毁弃诺言也不见得需要承担多么坏的后果多么重的责任，背后永远有个坚实的家庭依靠在帮持着自己，这其实还是缺少了个人担当。虽然读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句子，但说到底真正将信念放诸生命价值之上的人还是极少数，对于学生来说，活着并活得好才是真实世界要面对的情状，对于鉏麑的举动他们并没有与之产生共鸣的心理基础；而生活在国难深重年代的文天祥的爱国之心并非往常强调的“忠君爱国”，文天祥忠于自己的国土而并非那个高高在上的君王，所以做不做官并不是他所关心的重点，他关心的是如何在危难之中保卫国土，为国家献出自己的一切这让他能够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这点也是现在泛泛说着“热爱祖国”、没有太多人生经历的学生无法真正理解的。


学生的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决定了他们无法从很深刻的角度来思考生命与理想的关系，这里需要的是教师的恰如其分的引导。而我要做的就是在语文课堂上做这样一个自然的引导者，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舍身取义的伟人，但至少我们可以让学生们对这样的品质保持应有的敬畏之心。


还有一些人认为语文课堂如果总在重复着那几个简单的人生道理，那么离思想政治课不远了，其实不然，在这里被我们排斥的“政治课堂”与我们所强调的文本的人性、道德性并不是一个概念，简单粗暴的揭示文本主题与循循善诱地让学生在学习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有本质区别的。把文本的文学性变成政治课、说教课，这不是文本的错，一定程度上反而是课堂主导者——教师的错。我们不能要求课堂变成高大全的舞台，也不能要求学生凭空冒出一腔热血。我觉得教师在课堂上首先要做的，是收起讲大道理的高谈阔论式灌输，并有意识地用自己的热情和讲述感召学生，让学生融入作者的思维世界，站在作者的角度来看待他所描绘的那个世界，只有学会身临其境，才能一窥作者真情，只有真正体会到了文本的真情实感，才能让学生实实在在、真心实意的接纳作品的思想精华，让学生体味文以载道的深刻内涵，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并爱上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