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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格局结束已近三十年。当前国际局势风云诡谲，朝鲜半岛即是一例：朝韩双边关系甚至两国与其他国家的多边关系都显得十分复杂，这不能不说冷战的余波在其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朝鲜半岛问题由来已久。苏联于1945年8月9日参加对日作战后，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在中国东北和朝鲜战场上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日本关东军。到8月33日，苏联红军占领了朝鲜半岛北部的整个东部海岸。罗斯福即提出以北纬38度为界以使双方分别占领朝鲜和接受日军投降，斯大林接受了美国关于三八线的决定。虽然双方此时的关系还算融洽，但无疑是为以后的朝韩纷争埋下了祸根。美国、苏联、金日成和李承晚两国四方在经过多番博弈后，1948年8月15日，以李承晚为第一任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正式宣布成立；9月9日，以金日成为国家元首的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宣布成立。如此一来，以北纬38度线为界，南北朝鲜分别立国，形成相互对峙局面，及至朝鲜战争爆发。

        关于朝鲜战争，冷战史学界此前已有诸多著作予以论述，但大体都是立足于美苏两国对朝韩的政策写就[1]。而沈志华教授却另辟蹊径，基于多国解密档案，从中苏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回答了长久以来困扰学界的关于中苏同盟形成与朝鲜战争的起源之间究竟有无直接联系的问题。

        沈志华教授是国内研究冷战国际史的大家，对苏联史、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史等有着及其深入的研究。早在1997年，沈志华教授即完成《毛泽东、斯大林和朝鲜战争》一书的写作，由于涉及政治敏感，故未能在大陆出版[2]。直至2003年，通过国内出版审查，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毛泽东、斯大林和朝鲜战争——兼论冷战在亚洲的起源》，此为第一版，出版后即在国内引起很大轰动。该版基本保留初稿原貌，但其后附有作者新近发表的论文，以便读者了解作者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后鉴于盗版猖獗，作者对第一版做了修订，于2007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该版在原有基础上新增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新的俄国档案材料。2013年，由于诸多国外出版社提出翻译该书的意向，作者又再次对本书做了增补和修订。该版的基本史料和观点都没有大的改变，内容几无变化，但写法已然与以往大有不同。并且作者列出了多国学术界对朝鲜战争的研究状况，并且在相对应的注释中列出了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与第二版重点介绍美国学术界论著的状况则相反。

        本书的导言即点明了作者的写作主旨：从中苏关系角度考察朝鲜战争的历史。在导言中，作者介绍了各时期朝鲜战争研究的大体情况，列举了朝鲜战争研究完全体现出并融合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国际化特点，并对研究方法和概念界定做了几点说明。其间笔者认为有一条特别重要的注释：“尽管有些书中很多地方没有注明档案出处——毫无疑问，这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但了解情况的中国学者都知道，这些著作是以大量中国方面的档案材料为基础写成的。”这很好的解答了一些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中外人士的疑惑。

        沈志华教授在第一章详细论述了苏联战后的对外政策，那么，苏联战后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的起源究竟有何联系呢？

       沈志华教授指出：战后苏联的对外政策本来是与西方合作，但1947年冷战的爆发打破了美苏美苏在欧洲合作的局面，而1950年在亚洲发生的两个事件（中苏结盟和朝鲜战争）则标志着斯大林决心在远东突破雅尔塔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自 1945年确定的基本战略方针和政策（战后初期苏联对中、朝的政策都是从稳定远东局势、维持雅尔塔体系这一基本点出发的）。在谈到斯大林采取此种对外政策的原因时，沈志华教授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即：战后斯大林的远东战略同沙俄时代的相关政策之间具有历史延续性，二者都有着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这就充分解释了斯大林为何会采取如此对中和对朝的政策——为了竭力保有苏联在远东的不冻港和出海口。而斯大林的这一政策，必然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相抵触。那么，中国又会如何应对呢？

        在第二章中，沈志华教授向广大读者们描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艰难历程。与以往学界的普遍看法不同，沈志华教授认为是斯大林被迫对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而不是中国受到了苏联的掣肘。苏联在签订这一条约后即失去了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受传统安全观念的影响，“教条主义者”斯大林必须在远东另觅他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开始改变其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朝韩分别立国后，为了完成统一的梦想，两国领导人——金日成和李承晚都迫切希望通过武力占领对方，完成朝鲜的统一。但双方都没有得到各自背后国家的支持，在这种状况下两国都是无力挑起战端的。根据俄国档案资料的陆续解密，我们都已经知道在1949年8月金日成提出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以后，斯大林和毛泽东一直持反对态度。那么，为什么在1950年1月底，斯大林会背着北京方面突然改变主意，同意金日成进攻南朝鲜的计划呢？

        沈志华教授在本书的第三章中对此问题给出了解答。1950年1月26日，中方提出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铁路的协定草案，要求在两年内收回中国在东北的全部主权，但关于旅顺港又写到：“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的侵略二出现战争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以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以利共同对敌作战”[3]；苏联与中国签署的允许苏联军队使用中长铁路的秘密备忘录[4]，即使在中苏签署归还中长铁路的联合公报后也仍然有效；如果美国没有出兵干预，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或其他朝鲜南方的港口就将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的作用。至于交通运输的问题，北朝鲜既可以连接中长铁路，又可以修筑直通苏朝的铁路——所以，斯大林显然已经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北朝鲜统一南朝鲜或是局势长时期僵持），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即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此外，作者还特别提出一个观点：莫斯科背着北京做出这个决定，一是怀疑毛泽东是“亚洲的铁托”，所以要通过金日成来撬动东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二则是出于在条约中失去了的出海口和不冻港的报复心理，延缓中国解放台湾的进程。因为前后两者之间紧密联系，笔者深以为然，不得不叹斯大林心思之缜密，由此也由衷的佩服作者的逻辑推理能力[5]。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军队起初在战场上进展异常顺利，仅仅3日即攻陷了韩国首都汉城，而美军的反应速度也不亚于朝鲜人民军的进攻速度，美国空军在6月6日即投入了战斗。而随着战局不利的态势渐渐倾向朝鲜，斯大林却出于对战局的乐观估计和中国出兵可能会危及到苏联在朝鲜的地位的考虑，一再阻止中国参加战争。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依然还是做出了入朝作战的决定呢？

        沈志华教授立足于丰富的档案资料，以生动的文笔在第四章向我们复盘了毛泽东和中共参战决策考虑在各个不同时段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决策理性的延续性和变化。虽然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繁杂多变，但大体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在此不一一赘述。难道毛泽东仅仅是考虑到维护边境安全而最终出兵朝鲜吗？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影响了其决策动机？沈志华教授进一步往下梳理：一是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二是由台湾问题引发出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三是对中国边境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6]，四是维护中苏同盟的战略态势以保障中共政权的巩固。

        在本章中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关于林彪为何没有出任志愿军统帅的问题。旧有观点认为，林彪一直反对入朝作战的计划，故而称病不出，以逃避统帅重任。而沈志华教授广征博引，灵活运用诸如《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粟裕年谱》、《粟裕文选》、多部回忆录以及作者对相关当事人的采访等资料，论证了林彪虽然反对入朝作战，但却因身体抱恙而无法挂帅。作者还就此问题指出了口述史料的正确运用方法，足以引起当代治史者的深思[7]。

        上文提到，毛泽东出于维护中苏同盟的战略态势以保障中共政权的巩固的考虑，最终决定入朝作战。那么，在毛泽东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苏关系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呢？朝鲜在其间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沈志华教授在第五章中指出：毛泽东最终做出的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就出现的危机，并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尽管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存在，但从主要方面说，中国出兵朝鲜作战后，协调与合作已经成为中苏同盟关系中的主流，这不仅表现在军事和外交领域，也表现在经济合作领域——1950至1953年苏联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援助。这一密切的合作关系使得即使在中朝关系出现矛盾之时，例如：关于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关于继续南下作战的问题、关于铁路管理权的问题、关于停战谈判方针的问题等，斯大林均采取了对中国“一边倒”的政策。这就给具有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的金日成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从而给中朝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为战后中朝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本书的余论部分是全书的精华。余论之标题为：“一场早该结束的战争”，引人深思——如何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一系列战略决策进行检讨？沈志华教授认为：朝鲜战争本来有可能在1951年初实现停火，并进入停战谈判阶段。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确有一次决策性的失误，但不是在危急关头做出的派兵入朝作战这个决定，而是在应该停战谈判的时候没有及时接受联合国的挺火议案。虽然中国最后也算实现了其出兵的最初目标，但付出了不必要的重大代价。笔者在看到最后关于中国军人牺牲的片段，不禁觉得十分触目惊心。作者在文末意味深长的写道：“在大国之间，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8]

        以上内容即是笔者在阅读完此书后的所感所想。当然，本书的内容体大详实，笔者限于篇幅所及，故不能一一而述。沈志华教授对于文字的熟练驾驭，使得行文流畅而不显拖沓，一扫传统史书的枯燥之风。尤其是作者对各国领导人性格的刻画和描写，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与莱弗勒在《人心之争》[9]对于各国领导人性格特征的描述相比丝毫不落下风。

        距离《毛泽东、斯大林和朝鲜战争》（珍藏版）发行以来已有五年，依然畅销不衰。笔者相信，此书一定会成为研究中苏关系史、中朝关系史、苏朝关系史、东亚国际关系史乃至冷战国际史的一部扛鼎之作，对于研究此领域的学者来说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学术论著和参考文献，对于深化普通读者关于中苏朝三国关系的认知也大有裨益。目前该书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希望广大中外读者不要放弃认识此书的绝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