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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树立正确的方向
所谓方向问题，也就是在学生中要抓好哪几方面的教育问题。
1.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教育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在五千年的进程中，我们的先辈为我们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富于革命性和创造性的民族，在历史上虽然有分有合，那只是民族间的内部斗争，是改朝换代的问题。在近代史上，针对列强的侵略，救亡图存的斗争风起云涌，保住了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从未中断过。这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尚属罕见。中华民族今天又以英勇的姿态屹立在东方，中华儿女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着创造性的工作，力争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文明进步多做重大贡献。所有这些，都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树立民族自豪感的主要教育内容。
2.树立学生修己安人的社会责任感
《大学》把教育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以修身为本，扩而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礼运》篇中提出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尊老、扶幼、关心残疾和孤独群众的种种措施和行动，都成为历代仁人志士所遵循和追求实现的人生目标和政治思想。要与民同乐；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上》）；把孔子提出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作为人生的理想目标；等等。所有这些思想，都可以用来树立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推行道德教育，提高学生公民素质，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
全部中华经典，特别是儒家的经典，几乎都可以用来进行道德教育，以提高学生的公民素质和道德修养。中国有着人文教育的传统，文与道是结合在一起的。孔子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应是我们进行道德修养的示范。《弟子规》是根据孔子的训示编写成的一部青少年的道德经。今天所以对它特别重视，就是为了提高青少年的道德修养，提高公民素质。
4.加强“和为贵”的教育，提高学生对和平外交政策的认知
用中国儒家传统的“和为贵”思想和“王道”精神，以及《墨子·公输》篇中止楚攻宋的故事等，来对学生进行和平外交政策、加强国际关系的教育，也应视为青少年的重要教育内容之一。在近代，中国曾经受过帝国主义列强无数的侵略和压迫；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时期，更备受日寇的残酷压榨和蹂躏。中国今天站起来了，并屹立于东方。我们多次强调我们再强大也绝不称霸，绝不会以邻为壑，也绝不会以自己的国体强加给别人我们尊重每个国家根据人民的意愿结合本国的实际来选择自己的国体和政体。我们实行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坚决执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关系。用以上所述，来培养学生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应视为国学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和内容。
（二）要回归原著和原意，不要任意发挥和臆测
“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是讲授国学的禁忌。教授国学常常会遇到对古文释义和解读的难题，出现见仁见智的问题，从古至今，不乏实例。为此，就需要力求回归原意，从多方面去寻求根据，从作者的整体思想去求得解答。如孔子关于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的释义：当樊迟向孔子问“仁”时，孔子简要地回答是“爱人”；但孔子在他处还讲到“泛爱众，而亲人”（《论语·里仁》），说明爱是有差等的。另外，还讲到“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论语·里仁》），说明爱是有原则的。并在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并强调指出：“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因为孔子对“老好人”“乡愿”，是批评为“德之贼也”（《论语·阳货》）。由此可见，儒家讲“爱”是有原则、有差等的，这同墨家所讲的“兼爱”是不尽相同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儒家所讲的“爱”是可行的，墨家所讲的“兼爱”是一种理想，无法全部实现。但都可以供我们今天在大讲“爱”时作参考。从以上例子中，说明要读懂原著，有的是煞费功夫的，不能任意臆断，需要对原文做深究和全面的研讨。“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做法，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三）不应打乱中小学的教学计划
对中小学生进行国学教育，应是在现有的教学计划中做些补充，除课内进行外，应更多地利用课余时间，或早读等见缝插针地来进行，有条件的学校可以设“校本课程”。总之，是“锦上添花”，而不是“越俎代庖”。学习国学也不能代替学习西学，学文更不能压缩学理，否则将得不偿失。必须明确在中小学中，特别是在初中和高中时所学的数、理、化、生，是今后进行专业学习的重要基础，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而后再行补学是很难的。这是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的人的重要基础，所以要把古与今、文与理、中与外做好全面安排。在中小学进行国学教育，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防止加重学生的负担。
（四）要去粗取精
国学经典是历史的产物，其中的精华具有普适性；它既然是历史的产物，有的就难免具有历史的局限性，甚至还有明显的阶级性，因而教授国学必须有选择、有分析，而且要理论结合实际。比如，在孔子所讲的“孝”中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一章。“不远游”今天已经做不到，但“游必有方”还是可行的。子女远去，应当有个固定的正当的地方，在外面要同父母多一些联系和慰问也是应该做到的。至圣先师孔夫子留给了我们极为丰富的宝贵历史遗产，但也不能要求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普遍真理，如他所讲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或在特殊的背景下，这样讲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适用于今日，置之可也，又何必为这个问题去争论呢？
（五）妥善处理诗文学习中背与讲的问题
在国学的教授中，长期存在着背与讲的不同使用的关系问题。列宁在批判旧时学校的缺点时，用了八个字“呆读死记，强迫纪律”。这确是旧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缺点。儿童正在“长知识，长身体”的时候，利用他们记忆力强的特点，有的背过的东西，可以终身不忘。因此，让儿童背一些诗文，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经验的丰富，逐步加深理解是可以的。但也应当做到尽其可能做些结合学生实际的讲解，以防止“呆读死记”或出现“张冠李戴”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