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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物馆教育者是博物馆教育目的实现的关键，

其身份与角色也是不断变化和转换的。

关于博物馆教育者身份和角色的讨论，是博物馆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由于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在使命上的不同，其教育者的身份与角色会有一些差异，这里暂时忽略这些差异，仅就一般意义的教育者角色进行讨论。

所有的学者和博物馆管理者都承认，教育者是博物馆教育实现的中介或关键环节，但对于教育者同时也是博物馆教育产品与活动项目以及博物馆教育定位、开展与评估等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就艺术博物馆（美术馆）而言，如何通过艺术作品营造一个有关对话的美术馆空间，以便于观众能够进行广泛的意义生产。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①]曾通过系统论述底特律美术馆（the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以及安大略艺术馆（theArtGallery of Ontario）的常设展整修和主体建筑工程之间的关系，表达了博物馆教育者如何从博物馆组织等级边缘走出来成为博物馆事业的领导之一的变革，这项变革中博物馆教育者成为了中坚力量。

我个人觉得这两个案例都非常精彩。在作者看来，教育者在博物馆策略决策过程中的传统地位是边缘的，他们的特长是与公众的联系，这是实现地位转换的关键。通过审视博物馆教育者角色在转变过程中的特质，作者希望各种类型博物馆中的教育者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在博物馆等级所处的位置上批判性地看待可能存在的机遇。以下简要征引胡克斯的论述：

多年以来，各种类型的博物馆不约而同地进行着意识形态上的转向，即在它们的整体策划工作中关注观众的观点、需要和体验。博物馆模式正在缓慢地从一种观众处于被动地位、权威说教的形象转变成为一个有趣的、参与式的伙伴。本文主要探讨最近发生在两个艺术博物馆的例子——底特律美术机构（DIA）和安大略艺术馆（AGO），两个博物馆通过常设展整修和主体建筑工程重新发明了它们与观众之间的关系。[②]这两个博物馆的教育部门在这些工程中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

将博物馆转换成一个对话式的空间，需要新的新的法则与职责。随着博物馆任务的转变，机构中优先考虑的事情就会出现。在促进博物馆体验的活力与对话设计中，阐释的策略有助于激发观众的想象、思考、情感，并且鼓励他们进行自我反思和社会参与。因此，负责阐释与公共设计的部门将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在这种场景下，阐释即是艺术、物件、观点被呈现给观众，并促进观众体验的多种方式——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观众体验在本质上远非是单数的（singular）。

强调这些优先考虑的事情需要新的专业知识、组织结构和新角色。在过去，有关艺术馆设置的关键决定都出自馆长（curator），其他的人员对馆长的设想进行支持。伴随着艺术博物馆转向，由馆长、教育者、设计师、评估者和工程管理者所组成的多学科团队需要共同重构艺术馆设置与展览项目。他们开始日益理解多重专业参与与协商的重要性，而不是过去的等级与控制。

底特律美术机构（DIA）面临着长期拖延的基础设施建设议题，在2002年，美术馆抓住机会进行综合整修，这一工程根本上改变了观众体验博物馆的方式。从美术馆工程初始阶段的追踪研究显示观众并没有参与到博物馆人员所满意的艺术与以文本为中心的阐释中来。为了保持活力，底特律美术机构（DIA）放弃了仅仅满足艺术史领域和内行人兴趣的策略，博物馆决策层通过让跨学科的团队人员基于他们的展览知识和广泛的观众研究评估来再造美术馆空间，以此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美术馆里的观众体验上来。美术馆的所有决策——物件的选择、讲述的故事和使用的阐释策略——都需要经过团队所通过的七项以观众为中心的标准的衡量。这些标准涉及到了“观众在参观过程中有受欢迎和舒适的感觉”、“观众通过加深凝视与阐释的技巧能够与艺术品的关系更加深入与亲近。”

在开始进行主体建筑花费预算时，安大略艺术馆（AGO）考察了一个包含机构价值在内的策略设计过程。核心价值在此浮出水面：“观众体验是极为重要的。”对这一价值的强调完全需要重新思考该如何进行美术馆的重新设计与整修。多学科团队（包括阐释策划者和教育者）负责生产展览中观众体验的机构标准，在任务早期，团队人员已经意识到，如果不首先定义美术馆希望通过展览项目所达到的综合成果，那么策略性的策划工作也将步履维艰，也就是说，策划展览的整体框架需要及时明确。为了满足这一需要，团队制定了美术馆工程的六项指导原则：多样性、关联性、响应性、创造性、透明性、探讨性。博物馆决策层意识到公众以一种引人注目的、创新性的方式参与到艺术的体验中，这不仅导致了上述结果的出现，而且这还将成为博物馆未来工作的基础。为了获得未来的成果，安大略艺术馆（AGO）的项目工程必须反映多元化的艺术、观众与体验；与我们的社区有所关涉并作出回应；启发个体的创造力；有助于机构内部的透明；提供一个与艺术、观点和相关议题积极对话的论坛与平台。

当艺术博物馆意识到它们与公众关系的不确定性本质，并将它们的未来设想与参观与接待联系在一起时，教育部门也开始将他们的工作重心转移到观众身上，以此来促进美术馆内观众意义的生成。在底特律美术机构（DIA），冠之于“阐释教育者”的人员开始与馆长共同合作，参与特殊展览的早期策划。与此同时，教育部门也开展室内评估和观众研究项目。在部门内部，从事技术项目的教育者负责进行观众研究与评估；助理随后会被雇佣。[③]阿比盖尔·豪森（AbigailHousen）的美学阶段论加深了教育者对于观众是如何在认知层面接受艺术的理解。[④]有关人们如何学习的健全教育学和知识体系构成了这项工作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底特律美术机构（DIA）的教育部门将专业人员的范围进行了重新划定，不仅包括艺术史学家和教育家，而且还包括具有后殖民、跨学科、博物馆研究背景的人员。这种转向有助于拓展艺术与人类体验之间的关系机会，并且鼓励人员以多重方式来思考艺术，而不再是传统的艺术史路径。这些教育部门的首创性实践为底特律美术机构（DIA）建成一个新的以观众为中心的博物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满足“观众体验是极为重要的”这一机构价值，安大略艺术馆（AGO）意识到不仅需要额外的人力资源，而且还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管理这些资源。被纳入到管理团队的阐释策划者进入博物馆教育部门，并自诩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团队。更重要的，作为新设的教育管理助理有助于处理部门与机构正在进行的凸显观众的运动相联系的一些职责。这个位置要求具有各领域专业知识，而且过去和现在一样，这成为安大略艺术馆（AGO）机构中优先考虑的部分——阐释与观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