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教”与“学”之争

《人民教育》2011年第24期刊登李昌官的文章：《对“先学后教”的理性批判》，这篇文章在国内各大教育网站引起不少讨论，为什么会引发如此热烈的讨论？因为许多教师乃至校长对“先教后学”有所保留，自上而下通过行政命令又很难拒绝，让许多校长和教师感到非常纠结。这个批判与其说是在分析“先学后教”所存在的问题，倒不如说作者更希望走向自在又自由的教学，让在如何教学生的问题少一点指手画脚，让老师多做研究和实验，少搞行政命令实行一刀切。一风吹。

《人民日报》2010年7月9日载文：《杜郎口中学的颠覆性教改：一场针对教师的“反思”》，文章说：“这些年来，杜郎口中学的教改引起极大关注，不乏仿效者，也不乏质疑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教育需要的是创新理念，生搬硬套只能再次坠入传统教学的藩篱。”

“教”与“学”之争的核心问题是教师自主创新还是依靠行政命令生搬硬套？这也是教育的价值取向的根本所在。

“教”和“学”只是整个教育改革的一部分

自从“先学后教”的教学方法在一些学校试点并在媒体报道之后，我就一直非常关注，基层学校的这种实验的积极性应当彰显，后来我发现有推广者把教育改革局限于课堂，这就过于狭隘了。因为整个教育改革所要设计的问题不仅是一个课堂，课堂仅仅是其中一部分，尽管这部非常重要，但教育改革还是要解决教育如面向社会发展，如何解决人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德育。单一的课堂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即便是“先学后教”也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批评过“知识改变命运”，也许不为主流教育学者接受，那么我们退一步说“分数改变命运”和“知识改变命运”有多少差别？现在是“一分定乾坤”，什么国家啊，社会啊。都是空话，只有房子、车子、票子是最实际的问题，回头再看“知识改变的命运”与“分数改变命运”并无两样，这是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的核心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功利化倾向，教育的浮躁是解决不了的。

举起了“先学后教”的旗帜，却不允许不同声音，甚至排挤、打击不同声音，这个危害可能就会更大。

就教育方法而言，课堂没有不变的法则，课程不同、教师不同、受众不同、要求不同，一切都可能变。因此课堂没有固定的模式，更不可能用一个或者几个范式概括。一切形而上的思维要不得。

“教”与“学”的本质是教师与学生互动的统一

课改的着重点是在课堂中是如何实现教师和学生互动，“教”与“学”的转变，“教”与“学”统一。现实中这些问题是被一个“考”字所困扰，教育变成“考初中”、“考高中”、“考大学”，“学”变成“考”。这就应试教育，整个过程中的助推器是五花八门的，有“教辅教材”，各种竞赛，特长生教育。教育本质是培养人，却演变为一种竞赛，既然是竞赛就出现了“起跑线”。“证书”、“奖状”、“特长生”满天飞，都在助考。原本有价值的“奥数”一下子沦为全体学生必学，教材中不曾有这类题目，但课堂中有，考试中有。学生减负，越减越负，就连教师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学生负担之所以重集中在这个“考”字，所有的“学”都是在备考，“一考定乾坤”，学生、教师、家长的神经都紧张，负担能不重？

“教”与“学”重视的是认知过程，认知—cognition，就是通过心理活动获取知识。

“满堂灌”是说只有教师单方面活动，不能调动学生，生硬死板，干燥无味，学生没有心理活动，最终不能形成认知。从表面看只有教师授课，但是教师语言、动作、授课内容也在积极调动学生思维，并实现有效互动，就不能一概都说成是“满堂灌”。因为课堂全过程有师生互动，也就有了认知。

学习竞赛也是有区别的，如果是学生自发的竞赛，动力产生与学生内部，譬如成绩排名，老师不搞排名，其实学生也在私下里进行，这种自发排名是积极的，有效的，会产生一定的激励作用。如果由教师组织搞排名，学习竞赛是不可取的。

兴趣激发是整个认知过程深入持久的动力，学生学习没有兴趣，问题不在学生，而是教师没有调动好学生或者教材编写得太枯燥并严重脱离生活实际。

归根结底，“教”与“学”的本质是教师与学生互动的统一，是学生认知的有效过程。

“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不容推翻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在2010年12月11日教育部网站有一篇解读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文章，题目是：《加快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推进素质教育》，顾明远先生在讲到“要改善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时候是这样评价杜郎口的：“山东杜郎口中学创造‘先学’（预习）、‘同学’（师生共同学）、‘再学’（再思考）、‘都学’（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同地学）的经验就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当然教师仍然要起主导作用，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启发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组织学生参与学习，指导学生的学习方法和策略。教师要特别关注学习困难的学生，帮助他们克服困难。”顾明远在这里仍然在强调：“教师仍然要起主导作用”。

“以生为本”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杜威教育思想传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教育学者就推行了“儿童中心主义”和“在做上学”的原则。杜威说：“Learningbydoing”酒是这个意思。

五四之后的中国的教育学者就已经提出反对封建主义的儿童教育观；提倡民主化、科学化、个性化的原则实施新式儿童教育。主张“活教育”，“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而且儿童教育个性化是新文化运动精神在教育领域的深化，这是五四之后中国教育的亮点。

如果认为课改如同“旧城改造全都是‘推倒重来’，没一个修修补补的。”这种思维是偏激的。旧城改造也不是“推倒重来”，只有棚户区是“推倒重来”。难道传统的教育都成了“棚户区”？

预习也需要遵循规律

先学，就是预习，预习在过去的传课堂育中就有，预习方法和能力不是每一个人生而有之，况且每一个学生的之间也存在差异，是需要有一个由简单到深度过程。如果所有的学生的预习都很有深度，那么教师在课堂中就会变得很轻松，甚至只要画龙点睛了，不过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课堂往往并不会这么简单。

预习既要养成一种习惯，更需要激发学生的兴趣，强迫下的预习效果不会好。

学生一定在自我定位上明确预习的目的，上课要更认真的听老师讲课。因为有了预期，学生对老师的期望值提高了，因此老师从备课到每一节课的每一个细节都要有更细致的安排，考虑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要把一堂课上得更生动，更富有层次。课堂到了这个份上是最理想的，预习也有了最积极的成果。

教师主动指导学生预习意义更积极，这种预习不一定是学生去预习课本的内容，可以观察了解与新课有关的现象、问题，把生活和课堂联系在一起；或者在原有的课程中提出新的问题让学生思考，这也是预习，预习的形式多种多样，深度可由浅而深，逐步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

教师给学生安排预习的目标尺度是预习的大忌，因为学生不可能整齐划一的达到这个目标。这也是做老师的大忌，把学生理想化，整齐划一的要求学生，并达到同一个标准，都是脱离实际的。

教育改革不能搞行政命令，更不能一哄而上

回顾改革30年的教育成绩斐然，也有教训。我觉得最大的教训就是行政命令过多，故此国内的学者都在呼吁教育“去行政化”。“先学后教”也搞行政命令，我看行不通，会把整个教育、教师的思想搞乱。

凡事搞行政命令，一风吹，吃亏已经够多的了，现在继续下去怎么了得？

去年讨论的校车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回顾这个问题的缘由是“撤点并校”。国务院当时强调的是“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教育部强调：“撤点并校”要十分慎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防止‘一刀切’和‘一哄而起’”。

行政命令，一哄而起，不顾实际情况，特别是不顾教育的规律，不顾法律所规定的就近入学原则，这个后果可能要经过许多年的之后才有可能彻底改观。

对于“先学后教”，有些城市或者区县的态度就很不一样，有一位中学校长说：“法律赋予了教师‘教学权’，他有选择某种教学方法包括教学模式的自主权，当然也有不选择某咱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的自主权，何况各种教学方法或教学模式本身并无好坏、优劣之别，试图找到一种‘万能胶（教）’是徒劳的。”

所依靠行政命令是根本行不通的，而现在已经出现一些思想的混乱，甚至认为复习也是“重复学习”，属于的低效或者无效。其实这些思维对“学而时习之”、“温故知新”这些传统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表现的一无所知。这种混乱就是行政命令的结果。

警惕有人借“先教后学”推行教育市场模式

教育部尽管明令禁止基础教育搞重点班、校。但是星级学校、示范学校、实验学校都是改头换面的重点学校。这样做会加剧基础教育学校的差距，从全局看，差距越大，却深刻反映了整体教育的水平不高。按照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曾经提出过“水桶效应”，全体国民的素质提高决定于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板有足够的高度。教育的普及对于一个国家的极其重要，义务教育是法定的，具有强制义务的普及教育。这是基础教育推行名校的弊端所在，实际上名校搞得越热，那么差距就会越大，国民素质提高就越困难。

现在国内先行“先学后教”的学校又组织了全国名校共同体，这虽然不是官方组织，为了教育改革是不是一定就要把自己装扮成名校？

成了名校，别人去参观都要收门票，这算什么互相学习交流？如果是接受有偿培训，那么任何一所基础教育学校以及媒体都没有承办中小学教师培训的行政许可，因为《教育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师的培养和培训是政府职责，任何基础教育学校和媒体都不能代替政府行使培训教师的职能。

如此热衷培训，毋宁说是想尽快推行“先学后教”，这不是想当然即可奏效的，倒不如说是为了赚钱，企图建立以名校为基地的教育产业──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如果说应试教育中有许多人借编写“教辅教材”发了大财，现在又有人在编写什么“先学后教”的教育学，也在大发其财。这些书如果是客观介绍这些学校的经验，这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这些书就是一个大忽悠，出版的不仅都是废纸，还会祸害中国教育。